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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单身汉一样“飘零”(1)

    【目 录】   

此后的三年“春晚”我和黄宏连续合作。1991年是《手拉手》,1992年是《小保姆与小木匠》,1993年是《秧歌情》。

记得大年三十儿我演完《秧歌情》回到家,快夜里12点了。儿子高烧℃。我抱起他就奔医院,孩子病得那么重,我为了“春晚”好多天也没照顾他,我内疚极了。

他昏昏沉沉倚在我肩上,滚烫的小脸儿贴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声音对坐在那儿正在写着什么的女大夫说:“大夫,我儿子快40℃了,麻烦您给看看。”

她抬起头,突然发现是我,随即笑起来:“宋丹丹,你演的老太太真好!”

“我儿子快40℃了。”我重复了一遍。

“你的豁牙是怎么弄的?真像!”她依然笑着,“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给你看,不告诉我不给看!”她依然呵呵笑着。

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我想骂人。我觉得委屈,我太恨她了,但我又不敢流露,因为我指望着她救我的儿子。我把眼泪擦了一下,然后告诉她我牙上染了黑颜色。

从那以后我连续4年没上“春晚”。我很厌恶人家见我就笑,厌恶被人称为“女笑星”。我不愿意离自己心中的“大艺术家”目标越走越远。这样下去我永远也别想让人觉得我“有分量”和“有思想”了。

黄宏说他那4年像个离了婚的单身汉那么“飘零”。他不停地更换着搭档,当然,那些小品也不错。

直到1997年底,我与现在的先生新婚不久,他说:“妮儿,往年都是我在电视里看你上春晚,你是明星大腕儿,现在你是我老婆了,你也让我尝尝这滋味儿。等年三十儿,我们全家围着电视看我媳妇儿给全国人民演节目,等你回来吃饺子。”

我心里一暖,很快给黄宏打了个电话:“黄宏,今年我跟你上!”

我们一起编排了一个小品《回家》,黄宏在戏里也管我叫“妮儿”。那是我献给先生的新年礼物。

第二年,我们还想合作,天天在一起研究弄什么内容。他每出一个题目,我就反驳,我不大赞同他编小品过于追求“立意”。我认为小品只要能把人逗笑了就算成功,当然,最难的就是把人逗笑。最后,他想出一个点子,演一个修自行车的,帮别人给车打气儿,“气不足就得打点气儿,气太足就得放点气儿”。我觉得还是同样的问题——寓意太深,他却对这创意充满了信心。于是我对他说:

“黄宏,这样吧,如果你坚持用这个点子,你就和别人演,看能不能通过。如果通过了呢,你们就上,如果通不过,你再回来找我,咱们俩接着琢磨。”

当然,这个小品很顺利地通过了,他和句号演的,叫《打气》。我终于放弃了上“春晚”的念头。

大概离春节还有十几天的时候,本山打给我一个电话,希望跟我合作。他把“楔子”大概给我讲了讲,我拍手叫绝。老头儿老太参加《实话实说》是个好点子,不拘泥于故事,特定的规定情境,有什么包袱就问什么问题,而且可以充分展现人物性格。

很快,《昨天,今天,明天》诞生了。一经亮相,戏惊四座,谁看了都说好。但我笑不起来,因为我发现黄宏不理我了。

如果说那4年我们俩像“离婚”,那我跟本山的合作在他看来,大概像眼瞅着自己的老婆嫁给了自己的朋友,并且人人都夸人家俩过得好。

虽然我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些内疚。毕竟快10年了,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情感,我们俩情同手足,常常形影不离。

但是很快,我的内疚随着他一次次对我的“视而不见”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很快,我的歉意就被怨恨代替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常常想,“我又没卖给你。”

“是你先和别人演的,凭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合作?”

我越想越气,也开始用“冷酷”回敬他。

到了年三十儿晚上,所有演员都在演播室二楼的咖啡厅等着上场。工作人员通知我节目快到了,我就顺着楼梯往下走,正好迎面撞上黄宏沿楼梯上来。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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