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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小传

    【目 录】   

卫立煌,字俊如,生于1897年2月16日,安徽省合肥市城东郊卫杨村人。1905年,合肥地方瘟疫流行,卫立煌的父亲和二哥二嫂相继病故,家中一贫如洗。尽管家境衰败,卫立煌的母亲还是求人说情,让卫立煌上了几年私塾。1912年初,卫立煌的大哥立炯,被柏文蔚任命为和县军事学习班主任。15岁的卫立煌得知后,剪掉辫子,跑到和县,恳求参加军事训练。因他年少且营养不良,又有皮肤病,大哥便先给他增加营养,使他健壮起来,并教他新文化知识和基本军事知识。“二次革命”时,卫立煌随大哥参加坚守和州的战斗。和州失守后,他回到家乡合肥。当地有一个“地头蛇”,自恃学得了一些武术,横行乡里要吃要喝。一日,卫立煌从外面回来,一见“地头蛇”这种作威作福的样子,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拳击在“地头蛇”的后脑勺上,“地头蛇”见是卫立煌,哪肯罢休,左手一把揪住卫立煌的衣领,右手向卫立煌猛击,两人一来一往打了起来,少时,卫立煌用从军事学习班学来的擒拿术,将“地头蛇”制服。

  1914秋,卫立煌只身来到武汉,适逢湖南的军队在武汉招兵,便报名进了学兵营。在学兵营里,卫立煌受到极严格的军事训练,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基本知识,为他日后军事上的建树奠定了基础。1916年,卫立煌来到广州,投入粤军,被人推荐到孙中山卫队当兵。一次,他跟随孙中山先生公干回府,坐骑脱缰狂奔,他被摔下马来,口吐鲜血,身负重伤。孙中山先生劝他回乡养病,并厚赠其川资。卫立煌回到家,卫家人寻单方给卫治病,病未痊愈,卫立煌便急忙赶赴广州。孙中山召见卫立煌很是高兴,升他为警卫团排长。这一时期,他跟随孙中山左右,自称这段时间为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1918年,卫立煌在许崇智部下任排长。在参加闽西的一次夜战中,他收拢百人,乘乱直捣敌指挥部,反败为胜。战后,他被晋升为连长,不久又因战功,他被上级赏识,提升为营长。此时,他年仅22岁,众人皆称其为“小营长”。他为装老成,特意蓄起一撮小胡须,历时三十载。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在从江西瑞金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卫立煌用巧计困守阵地,不放一枪,使敌军不摸底细,惟恐中计而离去,顺利完成守备任务,他因此被升为团长。

  1926年7月,卫立煌率军参加北伐,任东路军第14师副师长,北伐途中,东路军14师与北洋军阀孙传芳主力不断发生战斗。当部队行至粤闽交界之松口时,他指挥所部与孙传芳部激战六昼夜,终获胜利。此役获胜后,卫立煌升为第14师师长。次年3月东路军光复南京,又与孙传芳军战于南京之郊——龙潭,大败敌军。龙潭战役奏捷,使南京转危为安,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5军军长。卫立煌只弄了个五军军长,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去了。

  不久,阎、冯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爆发。中原大战前夕,蒋之精锐部队相继北上,变化无常的石友三突然在浦口倒戈,顿时南京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无计可施,只得命人让卫立煌速返安徽,组织军队保卫南京。此时,卫立煌之妻打算陪他到日本学习一段时间,以避免参与当时的军阀混战。但卫立煌以南京有孙中山先生的陵园应该去保卫为由,说服了妻子,其妻只好抱着婴儿为他送行。卫立煌到安徽后,组建了第45师。该师多是其合肥子弟兵,当时有人形容卫部是“夜晚出门不用问,合肥土话当口令”。卫立煌亲率第45师合肥子弟兵赶到南京,与石友三部激战,石友三部败退,南京之围遂解。

  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2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国民党军自黄安、新集、七里坪战役失利后,各纵队皆怯于再遭失利,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动。蒋介石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9月上旬,卫立煌亲率一个师翻山越岭,攀藤而行,前锋到达汤家汇附近,遭红军防守部队的英勇抵抗,卫部感到处境危险。不久汤家汇红军主力转移,卫立煌率军乘虚占领了金寨。当日,蒋介石接到卫立煌的告捷电报后,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问。蒋介石除给卫立煌巨额金钱的奖励之外,还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寨为中心,成立县的建制,称“立煌县”。

  不久,“福建事变”爆发,蒋介石需要卫立煌这样的人替他打仗,便任命卫立煌为第5路军总指挥,率第14军抵达福州外围。此时,以李济深、蔡廷锴为首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宣布解散。卫立煌即在仙游以南、福泉公路以北的有利地形设伏截击。次年2月底,双方达成了19路军接受改编的协议。此结果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欣喜异常,立即表扬了卫立煌。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发生事变。在“西安事变”中,卫立煌随着众人一道被扣。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把卫立煌当成重点团结对象,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卫立煌深感周恩来对国民党将领心理状态的理解,开始意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卫部奉命向北平等地进军,在下岭、千君台,与日军第45联队遭遇。另一个师在离丰台38公里处与日军遭遇。从8月9日到9月10日,卫立煌所率各部均与日军展开了激战,卫立煌早有“支那虎将”之名,至此日军算尝到了他的厉害。

  不久,进攻山西的日军遇到晋军的抵抗并在平型关遭到八路军的惨重打击,恼羞成怒,集结了约14万兵力,企图突破晋西北防线,猛攻忻口。阎锡山见日军逼近,急电蒋介石,要求派卫立煌率部到太原。于是,蒋介石便命卫立煌率军火速驰援太原。阎锡山在太原见到卫立煌时,如遇救星。卫立煌在太原还见到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当周恩来向他介绍第115师在平型关伏击坂垣师团之事后,卫立煌立即通知西安办事处,购置上万元的慰问品送给八路军。卫立煌至晋统辖晋北中央军和晋绥军,任务是指挥所部在忻口阻住日军进攻。卫立煌指挥的总兵力达10余万人。卫立煌与阎锡山、朱德司令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以第14集团军主力作为机动力量,以第14军、第9军和第15军为基干,编为左、中、右三路兵团,分别在忻口以北的龙王庙、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布防,阻击日军,进行忻口战役。

  10月13日,日军三个师团和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掩护下,对忻口发动猛攻。卫立煌指挥守军奋勇抵抗,几经激战,南怀化以南的灵山制高点被敌攻占,整个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卫立煌闻讯,立即前往察看,严令李仙洲师实施反击,收复失地。但李仙洲部反击失利,李仙洲重伤而归。此时,卫立煌计算自己的兵力,还有六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旅可以机动,决定用郝梦龄军和陈长捷军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反击,歼灭坂垣师团,夺回南怀化阵地。但是这次反击遭到敌人的逆袭,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灵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在这场激烈的混战中,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蹦同时殉国,官兵伤亡达数千人。卫立煌闻报非常痛心,决定对敌暂取守势,至此,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卫部防线。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曾评价说:“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但在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向坂垣师团发动攻势的同时,从东面进攻太原的日军已突破娘子关,长驱直入,奔向太原。阎锡山在电话里向卫立煌求援说:“东面守不住啦!咱们的兵力都用上了,你看咋办?”卫立煌告诉他:“守不住东面,一定要守住忻口与太原之间的通道,两片联系起来,棋才能活。”同时卫立煌又考虑到,一旦敌人割断太原与忻口之间的联系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可能。于是11月1日,他命令部队退出忻口阵地,向太原靠拢。

  9日,太原失守。卫立煌只好率部至介休、孝义一带筑工事坚守,与敌对峙。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农历正月初一,风和日丽,卫立煌带着他第14集团军的两个军长——第14军军长李默庵和第9军军长郭寄娇,从临汾总部来到第18集团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第18集团军总部为卫立煌的到来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1938年2月中旬,卫立煌被任命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16日,卫立煌将总部移驻霍县准备对付敌人新的行动。卫立煌认为,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我国军队采用持久战,则是对日军的有效打击手段。中国军队应主动阻击其由北南下的师团,争取时间,让兄弟部队转入太行、吕梁、中条山脉和敌后。于是,他与阎锡山、朱总司令研究,阻击点选择在临汾北面的韩信岭。2月17日,卫立煌指挥所部在太行山区的韩信岭一带展开,构筑工事,进行了继忻口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卫立煌率部在韩信岭与日军恶战至26日,寸土不让,在韩信岭坚守了10天,卫立煌见战略目的已达到,遂令其主力部队向中条山转移。

  不久,卫立煌以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指挥身份,批准拨给18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0万枚和牛肉罐头180箱,并多次去延安造访。在延安期间,卫立煌还观看了战地服务团演出的以团结抗日为内容的文艺节目,当即表示也要成立这样一个团体。不久,卫立煌参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样子,集中了几十名北平流亡学生和陕北公学的毕业生组成了“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并从八路军中引了一批人才。他还亲自为“战地工作团”规定任务,主要是做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搞好与民众关系,用新思想、新办法代替旧思想、旧办法,鼓舞部队士气,提高部队作战能力,使部队不被日军消灭。他命令司令部人员,每天下午五点都要到工作团学唱歌,凡不去的,必须到他本人那里去请假。这样,每当夕阳西下之际,工作团门口便聚集了一群挺胸凸肚的官儿们,摇头晃脑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商、学、兵,大家来救亡”的歌曲。在工作团的协助下,卫立煌还自己填词,写了《第14集团军军歌》,歌词如下:这是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第14集团军,

  英勇坚强,

  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

  团结得好比钢一样。

  服从命令,保卫边疆,

  联合民众,抵抗暴强,

  把自己的力量献给人民,

  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

  此时,卫立煌的“战地工作团”内有个秘密的共产党支部。被蒋介石视为高级将领的卫立煌,居然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事情是这样的:

  1939年的一天晚上,平常没有吸烟习惯的卫立煌突然吸起烟来,经过良久的思索,他突然向来自八路军的工作团团员、秘书赵荣声提出:“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见赵秘书无法答复,他就催促赵秘书到西安去找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当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皮箱,取出100元给赵,说:“不要到军需处领旅差费了,也不要跟任何人说,不要耽搁,天亮就走。”林伯渠的答复,对卫立煌起了很大影响。卫立煌特别对信中“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的话颇为感动。

  抗战初期,按国民政府的先例,凡司令长官都兼任该战区最大一个省的省主席,可卫立煌自从任司令长官以来,不兼省主席,显得难堪,于是他一面直接打电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一面托好友为其说项。9月,行政院终于发表了他兼任河南省主席之职的任命状。

  卫立煌自从兼任省府主席后,感到最麻烦的事就是怎样对付地方势力。卫立煌新官上任,很想在地方上做一件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他看到河南大学办得乌烟瘴气,于是就拟了个改造方案,决定保住原有的范文澜、稽文甫等知名教授,换校长、教务长、秘书长,由新领导倡导移风易俗,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可是此事尚未办好,国民党顽固派枪杀确山县的新四军负伤人员和家属二百余人的消息传来,全国为之震惊。卫立煌得知后,立即撤了该地区专员的职,把联防主任传到洛阳关禁起来,并收回其工厂,取消其民团预备队,使他的名声一落千丈,气得吐血,不久死去。

  1941年9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更换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冈村宁次大将。9月底,冈村宁次集中兵力,分三路渡过黄河进犯郑州。由于郑州守备空虚,卫立煌来不及调派兵力,10月4日,郑州即被日军占领。卫立煌认为郑州是中原重镇,命令部队于13日拂晓实施全面反攻,此次战役,卫立煌亲自指挥,于10月31日一举收复郑州。

  1942年1月中旬,洛阳形势暂时稳定,卫立煌被革去二级上将衔,随后又被免去河南省主席职务,与蒋鼎文对调。一个月之后,卫立煌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突然发现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来给他送行。他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据说在洛阳市,70年前前清一位道台离任时才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他一进站,便军乐齐鸣,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长官部的同事纷纷走上前来,与他握手言别。

  1943年冬,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此时,卫立煌被再度起用,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司令。当时,在缅甸的日军有第23军、第38军、第15军和“印度国民”师团,共计九个师团的兵力。日军在滇缅路线上各要点腾冲、龙陵、松山、平更、芒市、吨町等地,利用地形,筑工事扼守。卫立煌研究了敌情,制定了反攻作战方案:以腾冲为攻击目标,以第11集团军担任防守,并决定以第20集团军负责攻击,由粟柴坝、双虹桥强渡怒江,向窄路实施轰炸,阻滞缅北的日第33军和第15军出兵支援滇西日军。

  5月11日拂晓,卫立煌下达了实施反攻、强渡怒江的命令。战至次日,由新编第33师、第88师、第76师抽调组成的加强兵团和第54军各师分别从惠通桥上游、三江口、攀花、粟柴坝、双虹桥等地渡过怒江,分路向日军进攻。当接到第54军军长报告,该部与日军争夺据点,他立即命第53军全部渡江,支援54军再次夺占了据点。13日,卫部攻占平夏,日军狼狈地向芒市溃逃。14日,中国军队攻占大塘子,卫立煌当即命第53军某师强渡蛮里河,直接威胁敌之战略要地,进攻高黎贡山,一举击溃日军第56师团。21日,中国军队53军进驻腾冲。至此,卫立煌的反攻部队全部渡过怒江,完成了初期反攻任务。中国军队强渡怒江的成功,震惊中外。美国的《时代》杂志对卫立煌做了专题评论,并在封面上刊登了他骑马的照片,标题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卫部渡过怒江后,卫立煌仔细分析了情况,采取新制定的作战计划。6月1日,左、右集团军按照卫立煌新制定的作战计划,全部转入反攻。1至9日,右集团军击溃日军第56师团,战至20日,右集团军率先再次夺占桥头和马面关阵地,乘胜前进,同日,右集团军攻占北斋公房、瓦甸、明芝和东固衔,按预定计划向腾冲发展。于此同时,左集团军也先后攻击腊孟街和领安街,分别围攻敌固守的据点松山和龙陵。

  攻克松山后,左、右两集团军联成一片,战局非常有利。卫立煌立刻命令两集团军乘胜西进,于11月初攻占龙陵,中旬克芒市,1945年1月占吨町,27日与驻印军会师芒市。至此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不久,卫立煌获得了伪国民党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1946年11月,卫立煌和韩权华带着两名秘书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考察军事。1947年10月初,卫立煌结束了他的国外旅行之后飞抵上海。此时,国民党已在东北发动内战,蒋介石有意让卫立煌到东北就任“剿总”之职,以挽救危局。卫立煌刚到上海,伪国防部参谋长顾祝同和蒋介石的首席智囊张群接踵而至,力劝卫立煌就任新职。随后,陈诚的老婆也声泪俱下来请求卫立煌去东北任职。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卫立煌为东北“剿总”。卫立煌进入东北之后,即着手收拢部队,固守要点,稳定局势,并注意对部队补充整训。他对解放军继续进行的冬季攻势采取稳重态度。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突然奔袭北宁线。蒋介石急调卫立煌至南京接受任务:即以沈阳主力出动,解锦州之围,并夹击锦州地区的解放军。到南京后,卫立煌不赞成蒋介石的作战方针,主张应候关内增援部队,解锦州之围后渡大陵河、出沟帮子,向辽西地区前进,沈阳国民党军主力才能西出与东进兵团会师。蒋介石闻言,拒不采纳卫立煌的意见,要他立即回沈阳指挥部队出辽西。卫立煌当即含糊其词地推脱说:“回去与负责将领仔细商量后再作处置。”蒋介石不放心,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卫立煌同到沈阳,监督他执行命令。为此,顾、卫二人发生争执。顾、卫争执后,顾祝同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卫立煌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当解放军即将进攻岌岌可危的沈阳市区时,卫立煌依然留在这座危城之中,默然地端坐于总司令部,直到10月,蒋介石才派飞机把他接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暂时定居香港的卫立煌心情十分激动,不管自己是不是“战争罪犯”,拿起笔就起草了一份电报,通过香港的中共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贺。1955年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卫立煌,希望他返回北京。卫立煌接信后十分高兴,于3月15日秘密到达广州。卫氏夫妇到达广州后,由中央华南局代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副主席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呼吁在台军政友人认清形势,跟共产党走,为人民尽力。卫立煌回来后,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心肌梗塞等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主持追悼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紧挨着林伯渠、陈赓等人的灵位。

  作者点评

  卫立煌将军人生经历丰富:做过孙中山的随从,成为国民党的五虎将之一,是人民拥戴的抗日英雄,解放后被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卫立煌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特别是抗战期间其爱国之心昭然于世,令人尊敬。

  青年时期,卫立煌不满于前清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抱着除暴安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愿望投入粤军,只身随孙中山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为国民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正义的事业强烈地吸引着他,孙中山的教诲强烈地影响着他,卫立煌逐渐成长为一名北伐战场上的英雄,逐渐成为一名战功卓著的将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卫立煌还没有察觉国民革命性质的变化,为蒋介石效忠,率部向红军进攻,是卫立煌对其信仰——正义的一次亵渎,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然而正义感和强烈的爱国热忱,在抗战爆发后,又一次把卫立煌从人生的低迷状态中拉向人生的光明。他任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对中华民族的无比热爱,指挥我抗日健儿与敌人在华北、西北战场进行了无数次艰苦的斗争,在忻口大战、太原会战、中条山之战和洛阳之战中,他投入巨大的爱国热情与敌周旋,显示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另一方面,在外敌入侵国家危难时,他能深明大义,坚持团结御侮,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成功地合作。在山西,他和八路军接触较多,关系较好,曾经多次到达延安造访,一颗爱国心使他从剿共将领转化为一个积极向共产党靠拢者(曾让赵荣生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卫立煌担任第1战区司令官时除继续与中共人员往来外,还限制惩罚制造反共摩擦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的侵略。抗战后期,卫立煌作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率中国远征军击溃了从缅甸方面向云南入侵的日军并打通中印交通线,为抗战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归国后卫立煌为促进祖国统一,奔走各方,盼望台湾的朋友早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共同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些都是他爱国热情的真实体现,是他为人敬慕的人生注脚,也是他的故事广为传诵的原因。

  卫立煌早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是一位进步的国民党员,他戎马半生,奉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他主张“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建立“强盛独立之中国”的爱国思想是值得我们仿效的。卫立煌将军的崇高爱国热情,热爱人民服从真理的精神,必将给后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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