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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小传

    【目 录】   

冯玉祥(1882—1948年),字焕章,原名冯基善,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冯玉祥少时家境贫寒,11岁丧母,其父所在营的管带为他补了一名恩饷,1896年正式参加练军。六年后,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军在教练方面比练军强,于是抛弃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奔新军。在新军中,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壮,加上勤学苦练,颇受赏识,仅三年便由正目升至排长。不久他与协统陆建章的内侄女结婚,得到陆建章的重用,不过几年便升为管带。1911年前后,他目睹列强入侵、清朝腐败,产生排满反清思想,遂成立武学研究会,任会长。他与武学研究会会员们经常聚会抨击清廷的腐朽无能,决心“利用现成的武力以为推翻的工具”。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冯玉祥闻讯深受鼓舞,参加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递解回原籍,路过北京时受到陆建章的庇护,暂时赋闲在家。1912年2月29日,陆军第三镇在北京发动兵变。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扩充武力,命令陆建章编练左路备补军五营。陆建章乘机重新启用冯玉祥,任命他为第2营营长,命他当即赴景县招收新兵。随后,新兵营开赴南苑着手编练,不久移驻京西三家店。在此期间,李鸣钟、张维玺、陈毓耀、韩复榘、谷良民、谷良友、许祥云等旧属纷纷投靠他门下。冯玉祥对新兵的训练除陆军正式操典外,还加设铁杠、木马等体育训练器具,以增强士兵体魄。他还特别注重新兵的质量,曾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曹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日后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招兵有一套标准: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18至25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高招:他派下级军官回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入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还影响到这些军官的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在此期间,冯玉祥除了注重军事技术,精神教育外,为爱护士兵,限制体罚,还制定了“八不打”的规定:“一、长官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吃饱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军纪,教育士兵要遵守纪律,告诉他们“老百姓是我辈主人翁,应加敬重,不当蛮横”,因此,冯玉祥部驻防禄米仓期间,附近老百姓“莫不欢颂”。

  适值冯玉祥编练新兵之际,地处中原的河南爆发了白朗起义。白朗军沿用捻军战术,飘忽不定,于1914年3月攻克紫荆关向陕西出击。陕西陆军第1师团长王生歧率全团参加起义军,起义队伍猛增至两万余人。不久,起义军又打出了“中原扶汉军”和“公民讨贼军”的旗号,直逼西安,北京为之震动。袁世凯命其亲信陆建章率部前去镇压,他乘机将冯玉祥团扩充为左翼第1旅,冯玉祥任旅长,随陆建章追剿白朗军。不久,白朗军避开追剿军的主力进入甘肃。冯玉祥率部追至泾川,白朗军复由陇南折回宝鸡,欲入西安。此时陆建章已到达西安,急令冯玉祥回师,冯部昼夜兼程,三日两夜即抵西安。白朗军得知西安已有防备,转而直扑子午谷,冯玉祥派第2团团长何乃中率部与之激战,给白朗军以重创。不久,白朗军被各个击破,陆建章从此升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因“剿匪”有功,其部得以扩充为第16混成旅。1915年2月,四川督军胡景伊因所部兵变,多次向北京求援,适逢袁世凯正欲染指四川,遂命其亲信陈宦为四川督军,令其率第4混成旅入川,同时,袁世凯命冯玉祥率16混成旅移驻川北。当时四川的土匪到处流窜,陈宦到任后即下令全省清剿。冯玉祥部担任第五区——嘉陵道的清剿任务。他率军进剿,恩威并施,其剿匪成绩名列全省第一。在此期间,冯玉祥读了《贞观政要》,对国君与百姓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治军方面,特别重视精神教育,希望士兵能为国牺牲,他每天召集部队发表讲话,外人因而称他为“中国的克伦威尔”和“中国的杰克逊”。1915年,正当冯玉祥率部在四川剿匪时,袁世凯却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复辟帝制活动。这年春天,他轮流召集各省师旅以上的将领,试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意见。12月,全国将领准备联名通电,要求变更国体,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冯玉祥拒绝在电稿上签名,除他以外,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冯玉祥拒绝在拥戴电上签名后,即召集全体官兵,申明反对帝制的道理:“我兄弟武装,以几许头颅,几许热血,争来民国。今为袁氏篡窃,殊为可恨。果共和不适用于中国,何必颠覆满清,以暴易暴究又胡取?且死难诸烈士骨血未寒而竞背之,又将何面目以见于地下耶。”讲时他声泪俱下,闻者莫不动容。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被其御用的参议院“选举”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改元洪宪。袁世凯刚刚登基,他的复辟便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蔡锷、唐继尧等将领联名发出讨袁通电,并组成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对冯玉祥多方笼络,许以头衔,但冯玉祥拒不领情。在双方大战中,冯玉祥多次派人与护国军联系,讲明自己的反袁立场,愿与护国军合作,并积极协助护国军争取袁世凯心腹陈宦倒戈。在冯玉祥等人努力下,陈宦终于在1916年5月22日通电宣布四川独立。袁世凯得悉此电后即昏迷不醒,病至不治,于6月6日死去,结束了这出“洪宪帝制”的复辟丑剧。

  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后,川军扬言要赶走袁世凯派来的四川督军陈宦,企图自领川督。陈宦令冯玉祥率部应战,遭到冯玉祥拒绝,冯玉祥率部脱离陈宦,由剑阁广元向陕南进发。冯玉祥的种种抗拒行动惹怒了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遂对其进行刁难,克扣其军饷,阴谋使其自生自灭。但冯玉祥的这支部队生存能力特别,不但没有垮掉,反而提升了战斗力。他们抓紧进行军事训练,“改组模范连,以刘郁芬为连长,负指挥训练之责”,“添编手枪队、编手枪操典”。同时,他们还“实行骑炮联合之实弹演习”,“组织士兵俱乐部,扩充军医院,设军官子弟学校”,不断采取练兵和健全军事体制的措施。另外还建立了“大刀队”,每人配以手枪、马枪、大刀各一,在往后的战斗中大显威风。不久,冯玉祥因不满克扣军饷,曾当面揭露陆军次长傅良佐、徐树铮受贿实情,被段祺瑞解除兵权。当冯玉祥被免职的消息传到驻地,“全体官兵匍匐在地,哭声震天”,电请中央收回成命,并于1917年4月5日拆毁京津铁路一段以示抗议。陆军部疑其兵变,马上调第8师第3团进驻韩家庄防范。后来经陆建章的调解,保证冯玉祥“他日必有机回任”的条件下,全旅官兵才表示同意。临行时,众人牵着冯玉祥的衣服挽留,甚至把他的马褂撕成碎条,人持一块作为纪念,最后与冯玉祥挥泪而别。冯玉祥在天津赋闲一段时间后,北京又出现了一幕张勋复辟的短暂丑剧。1917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次官田中义一曾先后窜到徐州、南京、沈阳与张勋、冯国璋、张作霖等密谈。据张作霖透露,田中对中国政局表示“共和政体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最好还是恢复帝制,请宣统重新出来执政”。5月7日,段祺瑞对德宣战案被否决,他便唆使“督军团”通电要求解散国会。黎元洪即以免掉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作为报复,于是皖系大将倪嗣冲通电脱离中央,并扬言率兵北上。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黎元洪万万没想到,张勋进京不是为了确保他的总统席位,而是为了铲除共和,宣布复辟帝制。6月30日,张勋便在北京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事件发生后,第16混成旅第3营营长李鸣钟等人商议对策,决定请冯玉祥回来指挥部队讨伐张勋。冯玉祥迅速赶回军营,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随即率队由丰台直趋右安门,派敢死队搭梯入城,打开城门,大队人马遂冲入城内,向天坛进击。张勋见败局无法挽回,便逃入荷兰使馆躲藏。黎元洪即通电辞职,仅仅只做了十二天复辟美梦的溥仪也只好撰诏退位,结束了这场复辟闹剧。冯玉祥还通电,反对起用复辟罪魁张勋督皖,并主张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电文提出了处理清室的四项建议:“一、取消民国优待清室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统名义,永不准再以帝号名称号召满蒙,应即贬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各公地府园尽归国家公共之用;四、惩办此次叛逆之诸元凶,以遏奸邪之复萌”。段祺瑞却在电文中批下“胡闹多事”四个字。

  张勋复辟失败后,直系首领冯国璋与皖系首领段祺瑞共同瓜分了北京中央政权。段祺瑞虽以“再造共和”的英雄姿态重返京师,但拒不召开国会恢复约法,背地里却主张先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审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企图造出一个段氏御用国会。另外,他还积极扩充军队,妄想以武力铲除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此时,孙中山也看清了段祺瑞的险恶用心,决心用“武力护法”,扫除北洋军阀。1917年7月,孙中山率军直趋湘、赣、闽三省进行北伐,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冯玉祥奉命率部援闽,但他对孙中山非常敬仰,不满军阀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便采取消极策略,拖延时间,避免“参加那祸国殃民的内战”。1918年10月,段祺瑞又命冯玉祥率部援湘。冯玉祥刚开始不予理睬,后迫不得已率部离开浦口。此时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外国侵略者又乘机企图“共管”中国。冯玉祥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尽自己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于是,他放弃攻打湖南的命令,率部溯江而上,驻兵武穴不进。并于武穴连续发出两份电报,呼吁“迅速罢兵,以全和局”。段祺瑞得悉后,再次将冯玉祥免职,交曹锟查办。为了保存实力,冯玉祥假装接受曹锟调停,出任湘西镇守使,暂时成为曹锟部属,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冯玉祥的主和行动虽不能改变全局,但却牵制了北洋军的行动,使其不敢对南方护法军发动全面进攻。1918年6月22日,冯玉祥率部进驻常德,出任湘西镇守使。在常德的两年时间里,他对其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整训。在此期间,冯玉祥在外交政策的处理上主张“国与国之间相处,平时当以礼相待,有事当据理力争,万不可迫于淫威,忍让苛安,置国家尊严于不顾,使耻辱日益加深”,曾多次为中国人出面主持正义,灭了外国人的威风。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面对这场军阀混战,冯玉祥深感战争“使国家吃无穷之亏,人民受难忍之苦”,而个人又如“陷在夹板缝中,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摆脱”。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中国已濒于危境,真正救中国者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励,无论如何失败,而我行我素,始终如一。此种精神,凡谋国者当为之感奋。现下虽厄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之结合固已有日矣。”并表示“今欲追随,迄多指示”。孙中山接信后,即派人与其联络。不久又派孔祥熙携其手书“建国大纲”送给他,并说“北方革命事业,非冯莫属”。当孙中山听说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有移防陕西的说法时,立即向他指出:“陕西在中国北部,形势重要,将来建立革命基础,扩而充之,则革命事业,可告成功。”

  直皖战争后,攫取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为了将势力伸入陕西,于1921年5月4日下令撤换皖系走狗陕西督军陈树藩,改由直系的阎相文继任。陈树藩拒不卸任,致使阎相文决定以武力接管。冯玉祥的部队为入陕接管的前锋部队。到潼关以后,冯玉祥兵分三路,分兵出击。第1纵队于杨镇击败姜宏漠部,第2纵队于坝桥击败陈军一部,第3纵队于蒲阳镇击败姚振乾部。然后冯军集中兵力与陈军激战于韩信冢以东,迫使陈军退入西安城。冯军向城内开炮,陈树藩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逃跑。于是,阎相文顺利入城接任。由于冯部有功,其部扩编为第11师,冯玉祥任师长。不久,阎相文服毒自杀,冯玉祥又继任陕西总督。实际上在此之前,因阎相文整天抽鸦片,不理政事,日常公务都由冯玉祥代理,所以陕西人讲:“冯焕章包办了阎焕章。”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吴佩孚在长辛店失利后,冯玉祥奉命救援,被任命为总司令。冯玉祥军兵分三路向奉军发起攻击,大破奉军,对扭转整个战局起了重要作用。5月5日,与奉系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发兵偷袭郑州,与冯军展开血战。5月9日,冯军发起反攻,大败赵倜部,并追击赵倜残兵至开封。战斗结束后,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到任后,冯玉祥马上进行整训和扩充军队,改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不久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自此实力大增,冯玉祥已今非昔比。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以后,受到吴佩孚的排挤打压,不久便在曹锟的庇护下,移师北京南苑,任陆军检阅使。陆军检阅使是个有职无事的闲差,这又使冯玉祥有了两年训练部队的时间。人称这是他练兵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冯玉祥部队士兵的军事素养大有提高。1922年12月下旬,黎元洪到南苑阅兵,曾向冯部一士兵问道:“假定此时我军为攻军,已受敌人甚大伤害,应如何处置?”兵答:“前进。”黎又问:“前进困难时怎么办?”答:“我困难敌亦困难。”黎说:“此意甚是,但愈前进,则困难愈加,又怎么办?”兵答:“最后五分钟。”黎氏大为赞叹:“最后五分钟,实胜败之所系。”冯玉祥还经常对士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逢“五七”(即1916年5月7日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冯玉祥总要召集部队,吃印着“勿忘国耻”四个红字的玉米馒头,吃前还要让部队高唱雪耻歌。在此期间,冯玉祥还目睹了官场的黑暗与丑陋,并给予了猛烈抨击。当吴佩孚在洛阳大办五十大寿时,送礼的人络绎不绝,冯玉祥则仅只赠清水一坛,惹得吴佩孚很不高兴。1923年10月,直系军阀在美国支持下,通过贿选把曹锟捧上了总统宝座,遭到各派反直势力的唾骂。冯玉祥决定发动政变,推翻以曹、吴为首的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政变前夕,孙中山派人来与他联系,希望他在北方能“有所举动”。冯玉祥当即表态,声言目前“政府的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急,我终要革命的,请转告中山先生及季龙”。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在这次行动中囚禁了曹锟,驱逐了清室人员,脱离了直系军阀系统,将部队改为国民军。他一面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一面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合作,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使政权又落到段、张手中。正像他后来总结北京政变教训时说的:“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1926年直奉达成谅解,在外国势力的干预下,各派军阀在“讨赤”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企图消灭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冯玉祥为了保存实力,于1926年1月1日发出辞职通电,并竭力辩白自己没有被“赤化”。但这些举动并没有使军阀放弃消灭冯军的企图,各路军阀仍兵分五路向驻北京地区的国民军压来。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军于4月迅速撤出北京,主力各部退到预设阵地——南口。5月,双方在长达2000里战线上展开激战,互有胜负,战况空前激烈。在主战场南口,冯军阵地非常坚固,沟深壕阔,前置电网,后设雷场,防御工事长达200余里,致使张作霖、吴佩孚、晋军共50多万兵力从四周猛攻数日,竟然不能前进一步。但国民军毕竟势力单薄,在坚守三个多月后,终因多方作战、伤亡过半、饷械匮乏,不得不于8月15日向西突围。撤退路线道路崎岖不平,联络困难,给养药品奇缺,再加上气候寒冷,后面追兵又急,国民军因而节节败退,损失惨重。不少将领感到前途无望,便纷纷自寻出路,有的投奔山西阎锡山手下,有的开往绥远等处。南口败绩,使冯军遭到重大挫折。

  1926年元旦,冯玉祥通电辞职后,即离开军队赴苏访问。8月,他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取道库伦回国。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全军加入国民党,并宣誓就职。冯玉祥在中共和苏共的帮助下,收拾残局,招回旧部,在中国大西北举起了武装讨逆的旗帜。随后,冯玉祥面对当时的局势,根据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国民政府的要求,决定采取“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当时陕西军督办李云龙的部队与国民军杨虎城的部队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包围,时间已长达八个月之久,西安已达到了“易子而食”的绝境。冯玉祥率部在平定甘肃、宁夏以后,年底与晋军成立办事处。冯玉祥令徐永昌率部入晋,归阎锡山指挥。从10月开始,冯玉祥的军队陆续入陕,11月下旬,援陕部队抵达咸阳附近,接着冯玉祥命令孙良诚为中路、万振武部为左路、马鸿逵部为右路,向刘镇华部发起攻击。战斗正在紧张激烈时,刘汝明、孙连仲部采取迂回战术,实施侧后袭击,使刘镇华部腹背受敌,全线溃逃。11月28日,西安之围终于得以解除。西安解围战斗的胜利,扭转了国民军自南口战败后的低落士气。此时国民军的总人数已近20万人。冯玉祥往返于包头、宁夏、平凉之间,督促各路大军向北洋军阀进行最后的冲击。1927年1月,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进驻西安,在红城成立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许多共产党人参加了这个政权,并担任了重要任务。当时,摆在冯玉祥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积蓄力量为出师潼关创造条件。当时陕西财经困窘,筹饷艰难,冯玉祥果断决定:“国民军管辖区城内,一切财政力求统一”,并提出“一文钱均是老百姓的血汗,妄费一文钱即是反革命的口号”。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也积极采取措施,协助冯玉祥统一全省财政,为国民军联军东出潼关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其次,冯玉祥整顿军纪,加紧操练,为出师潼关做好战斗准备。同时,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还为冯玉祥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1927年2月在西安成立中山军事学校,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李林任教务主任,李子洲、刘志丹等为教官。课程内容与军事训练完全仿照黄埔军校的做法,在短期内即为国民军输送了一批军事骨干。至此,“西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当时流传着‘南广州,北西安’的说法”。1927年5月1日,冯玉祥根据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决定,在西安红城广场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5月6日,冯玉祥移师潼关,按照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国民政府商定的会师中原的作战计划,率军东征,配合北伐军,构成南北夹击之势,以围歼盘踞在河南的奉军和直军残部。在河南战场,冯玉祥乘奉军与靳云鹗部相持、与武汉北伐军激战之机,命令部队东进,连连得手。随后,第2集团军迅猛追击,陆续占领洛阳、孟津、偃师、孝义,奉军南路各部纷纷溃退,唐生智、张发奎两路北伐军因此顺利攻下新郑。5月31日,冯玉祥部打到郑州,6月1日唐生智的刘兴部亦到达郑州。至此,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与北伐军终于在中原会师。不久,冯玉祥即以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再次控制了河南的军政大权。

  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革命统一战线开始分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背叛了革命。在当时情况下,各方都想将冯玉祥拉入自己的阵营,然而,冯玉祥在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中立后,最终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曾派张国焘到郑州会见冯玉祥,希望说服他不要反苏、反共与蒋、汪合流,可惜没能使冯玉祥改变态度。6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告各部队时局近况电》,除再次重申其与蒋介石合作的政治立场外,又公然宣布其反共、清共的方针,驱逐了鲍罗廷顾问,诬蔑第三国际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是“坐收渔人之利”,并将共产党员刘伯坚、袁血卒、安子文、宣侠父、邓小平,刘贯一等人扣押于开封。7月中旬,冯玉祥提出反共“三原则”;7月下旬,冯玉祥下令进行全省户口大清查,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同时,他还电令解散中山军事学校,将该校学员与政治保卫处工作人员合编为一个旅,由共产党人史可轩率领开赴河南前线,妄图用战争消灭这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1928年1月3日,冯玉祥在郑州公开发表清党反共演说,并出动军警镇压河南、陕西的工农运动。在军事上,冯玉祥希望以“继续北伐”来摆脱自己单面御敌、受奉鲁军阀威胁的困境。当时,西北军正在陇海线上与直鲁联军对峙,而西北军收编的部队只求保存实力,并不为冯所用,甚至还暗中与奉系、直系军阀联系,随时准备倒戈叛冯。冯玉祥在给李烈钧的电报中写道:“河南有50万大兵,皆来挂我的旗号,不听命令,不听调遣”,“若靳云鹗,发30万不动,发50万不动,且与敌勾结而谋我矣!”1927年9月,叛吴投冯的直系军阀靳云鹗果然与张宗昌密约夹击第2集团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冯玉祥感到只有借助蒋介石的力量,才能顶住奉系、直系残部的威胁,再加上孔祥熙的游说,冯玉祥决定联合阎锡山直接电告蒋,请蒋介石“东山再起,主持一切”。1月4日,蒋介石到南京宣告复职,2月16日,赴开封与冯玉祥商讨“北伐”计划。国民革命军分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兼第1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2、第3、第4集团军总司令。在这次北伐中,冯玉祥以孙良诚部为东路军向济宁、兖州出击,以肃清津浦线上的敌人,配合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进攻济南,然后直扑天津,截断奉军退路;以鹿钟麟任北路军总司令。指挥河北各军作战;冯玉祥则移驻豫北新乡统一指挥。4月10日,总攻开始。孙良诚部于安居镇击溃孙传芳部,4月21日克济宁,与第1集团军会师与野鸡岗,5月1日进占济南,6月1日克河间。北路军韩复榘部以三昼夜八百里的急行军于6月6日占领南苑。另外,在鹿钟麟配合下,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于5月9日攻占石家庄,京汉沿线的奉军即被肃清。随后,第1集团军进占沧州,第3集团军攻克保定,至此,奉军不得不撤出京、津。6月2日,张作霖发出“出关通电”,率部退出关外。6月12日,蒋介石通电宣告“北伐完成”。到此时为止,冯玉祥军队的编制番号已达到九个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仅其嫡系部队就达到四十万左右,冯玉祥军事集团已达到鼎盛时期。

  “北伐”结束后,蒋、冯、阎、李四方部队会师北京,开始坐下来分配胜利果实。以“北伐”第一功臣自居的冯玉祥本想分得最大地盘,但蒋介石采取“以阎制冯”的策略,把京、津、河北全省分给了阎锡山。冯玉祥一怒之下,称病拒绝参加“善后会议”。至此,冯蒋之间出现裂痕。之后,蒋介石为了削弱第2、第3、第4集团军,以便各个击破,又提出召开“编遣会议”,使冯蒋矛盾更加尖锐。此外,蒋介石还使用釜底抽薪的惯伎来收买冯玉祥的部属。当1929年春冯与蒋公开决裂时,蒋介石便利用高官厚禄将韩复榘、石友三这两员猛将挖走,使冯玉祥精锐部队兵力损失三分之一,给其以沉重打击。冯玉祥痛心疾首,甚至“日夜哭泣,咒骂自己”。至此,冯蒋关系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李宗仁为争夺两湖地盘的蒋桂战争。冯玉祥一方面与李宗仁约定共同反蒋,一方面又觊觎湖北地盘,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结果桂系军队为蒋军击溃,倒蒋活动失败。蒋桂战争后,蒋介石对冯玉祥的压制越来越厉害,蒋介石与阎锡山、汪精卫等人的矛盾也开始激化。5月22日,蒋介石下令讨伐冯玉祥。23日,蒋介石宣布开除冯玉祥的党籍,并解除其一切职务。24日,蒋介石下令通缉冯玉祥。27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6月,冯玉祥到太原企图联合阎锡山共同讨蒋,被阎锡山囚禁于五台县建安村。冯玉祥被软禁时,其部属宋哲元、孙良诚等共推阎、冯为正、副总司令,率部出师潼关讨伐蒋介石,但因阎锡山的爽约以及孙良诚不听宋哲元的指挥而溃败,阎、冯联军只得退回潼关。蒋介石击败冯军后,便将矛头转向阎锡山,阎锡山又不得不联冯倒蒋了,他亲自赴建安村将冯玉祥接回太原,并对冯玉祥表示“反蒋倒底”。中原大战前夕,西北军内部意见也不尽一致。但冯玉祥认为应该“从大处着眼,决不能因阎踩了我一脚,我就踢他一腿”。到最后冯玉祥决心孤注一掷,“胜利到南京组织政府,败则同归于尽。”1930年3月21日,冯玉祥公开发出讨蒋通电。5月4日,冯玉祥与阎锡山在郑州举行讨蒋军事会议,商定由冯负责前线战事,统一军事指挥;阎则坐镇太原,主持后方工作,保证粮饷和军火的供应。同时联合河南、山东、安徽境内的大小反蒋军阀及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组成反蒋联合阵线,将反蒋联军编为八个方面军,准备从各个战线向蒋介石发动全面攻击。在此期间,冯玉祥还派人到上海找党中央,要求我党为其提供军事干部,助冯反蒋。但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共党组织不得不谨慎地对来人说:“回去告诉冯先生,请他先打红旗,然后我们再派干部去。”4月1日,阎、冯、李分别通电就职,张学良则保持沉默。接着,反蒋联军共约60万人组成五个方面军,分别集结于许昌、郑州、新乡、顺德、衡水、归德、全县等地,企图在河南境内陇海铁路沿线采取攻势防御,在津浦铁路沿线和湖南取攻势,得手后与蒋军决战,消灭蒋军,推翻南京政府。蒋介石对这场战争早有准备,先后调集约70万人组成四个军团,企图以一部兵力于津浦路采取守势,集中主力于陇海,平汉铁路沿线,先发制人,夺取联系各战场的交通战略要地归德、许昌,与阎、冯军队主力决战;再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的部队围歼李宗仁部。4月5日,蒋介石下达讨阎令,中原大战正式爆发。从5月11日起,冯军与蒋军开始大规模接触。战争初期,反蒋联军占居优势。6月10日,冯军对平汉线蒋军发起总攻,两日后蒋军向洛河以南败退。随后冯玉祥将主要兵力移向豫东,企图以口袋战术歼灭在陇海县的蒋军主力。6月下旬,蒋介石亲赴柳河,以3万精锐部队在陇海县发动新攻势。冯玉祥命令部队闪开杞县、太康一线,诱敌深入,准备全歼蒋军。由于蒋介石提前得到情报而冯军左翼又没严格执行冯的命令,因此蒋军虽遭沉重打击,但大部仍突围出来。当时蒋介石本人也险些在朱集火车站成为冯军骑兵的俘虏,南京政府更是惶恐不安,人去楼空。当平汉线上退至漯河的蒋军已溃不成军,正准备向武胜关逃窜,津浦线方面的蒋军也准备后撤至蚌而放弃江北时,这正是一举歼灭蒋主力部队的最好时机。但冯玉祥囿于内线作战方针,缺乏果断的判断力,竟下令停止追击,给了蒋军喘息机会。再加上阎锡山处处保存实力,每到关键时刻,晋军不能配合冯军,致使会师徐州的战略计划化为泡影。不久,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蒋方反败为胜取得优势。7月初,拥护蒋介石的广东部队占领衡阳,迫使进占长沙的张发奎部退回广西。8月中旬,蒋军重新占领济南。8月6日,冯军为挽回颓势,发动了总攻徐州的8月攻势。经过七昼夜的激战,蒋军几乎不支,准备从陇海县正面后撤,但由于晋军行动迟缓,为保存实力而不予以配合,再加上连日大雨,战区一片泽国,后勤补给跟不上,冯军官兵极度疲劳,被迫停止了进攻。蒋军再次得到喘息机会,蒋介石抓紧时间调遣援军,并派精锐部队进入河南,威胁冯军后方。此时,阎锡山已无心恋战,密令陇海县上的晋军撤至黄河以北。8月21日,蒋介石于河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全力对付冯军,采取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使用锥形战术,在陇海线、平汉线两侧编成十三个纵队,以郑州为目标,各纵队同时向郑州钻进。9月18日,东北军张学良通电援蒋,出兵入关,随即占领平、津、石家庄,晋军退回山西,冯军腹背受敌,士气涣散。尽管冯玉祥还想“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但终因吉鸿昌、梁冠英等人降蒋和其他部将被重重包围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0月4日,汪精卫、阎锡山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8月,冯玉祥和阎锡山下野。至此,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苦心经营的军事集团就此土崩瓦解了。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被迫“释权归田”,避居山西汾阳县峪道河。“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此期间,冯玉祥对蒋介石“剿共”政策深为不满,曾激励被蒋调往江西“剿共”的原西北军旧部季振同加入抗日救国行列,并说:“蒋调你们去打共产党,你们和共产党只能做朋友,不能做敌人。”不久,季振同即率部参加宁都起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次起义,指出:“以宁都起义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冯玉祥与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率部收复多伦等失地,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蒋介石却诬蔑其“破坏整个国策”,以重兵相逼。冯玉祥被迫辞职,隐居泰山。1935年,在蒋介石答应抗日的条件下,冯玉祥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4月,冯玉祥被国民党政府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卢沟桥事变后,冯玉祥先后任第3、第6战区司令官,不久受蒋介石排斥而离职。冯玉祥在南京期间,虽被解除军职,但仍然多方奔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6年,冯玉祥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在美国期间,他多次发表演说,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祸国殃民罪行,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坚决拒绝美帝国主义对他的引诱,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1948年7月,冯玉祥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归国途中,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1949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为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送去的挽词中写道:“冯玉祥将军逝世周年纪念谨致悼意。”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为冯玉祥将军在泰山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作者点评

  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充满着传奇色彩。周恩来曾对其做过准确评价:“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决御侮,都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由此可以看出,冯玉祥不仅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更是一位坚强不屈的民族英雄和桀骜不驯的民主斗士。

  冯玉祥出身贫寒,历经磨难,他为人正直坦率,爱打抱不平,生活简朴,热爱学习,厌恶酗酒、赌博、抽大烟等不良习气,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他曾用自创的“丘八诗”写道:“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其实,这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老百姓亲切称他为“布衣将军”、“民主将军”。而反动统治者却骂他“怪”,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以为没有人能与冯玉祥合得来。实际上,冯玉祥正是以其特立独行的风格来划清与丑陋社会的界线,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尽管他在政治上曾走过一段曲折迂回的道路,甚至是倒退,曾经敌视过共产党人,然而到了晚年,他痛改前非,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反对内战,主张抗日,大踏步地走完了最后的光辉历程,完成了由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人士并走向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过程。

  冯玉祥将军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以善于练兵、治军严明著称。其军事指挥艺术高超,善近战、夜战,常采取侧后突袭的战术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在军事理论方面,他也卓有建树,给我们留下了《抗日游击战术问答》等具有实战作用的军事典籍。在其五十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他胜多负少,成功地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西北劲旅,被誉为“当世之雄”。在我国的近代军事史上,冯玉祥无疑占有一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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