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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小传

    【目 录】   

1893年11月20日,在陕西省蒲城县孙镇甘北村的一个贫苦的杨姓农民家中,一个男孩儿出生了,取名杨(音终),字虎城。父亲杨怀福,除务农外,还精于木工,农闲时帮人做点农具,挣点钱以助家用。杨虎城一家生活虽然清贫,但平常日子过得还算平安,也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小虎城就在这种平淡的农村生活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在10岁时,父亲送小虎城到村里的私塾念书,三年后,小虎城却又因家境不好而辍学。于是13岁的少年杨虎城走出家门到镇上的一家小饭店当童工,没有工钱,小饭店只供一日三餐不饱的饭而已,这样多少还能为家中减轻点生活负担,因那时他家中还有一个弟弟。

  时间一晃就是两年。1908年,虎城15岁,5月31日这天(清光绪三十四年农历五月初二日),父亲杨怀福因仇家陷害,被清政府处以绞刑,在西安死去,父亲死时年仅40岁。小虎城听此消息,一时天崩地裂,痛不欲生。父亲惨遭横祸于数百里之外,家中一时上有病母,下有弱弟,举目无亲,负债如山,虎城不得不以弱小的肩膀扛起养家口的千斤重担,奔走西安将父亲的骸骨取回,归葬于故里。为了营葬父亲,虎城和本村的七户农民组成了一个丧葬互助组,取名为孝义会,由孝义会助钱安葬了他的父亲。家中这一巨大变故,使小虎城心中积蓄了对满清政府的无比仇恨,同时也学会了坚强,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

  中秋到了,小虎城在孝义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组织,名为中秋会,并经原来七户农民介绍若干人入会,不久就发展成数百人之多的一个简单朴素的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组织,还拟出了纲领,提出了打富济贫、扶弱抑强、同生共死、不侮妇女等口号。

  1911年11月22日,陕西继辛亥革命后爆发了反清革命,杨虎城一时兴奋难抑,对满清的深仇大恨如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他立即率部分中秋会成员参加了革命队伍,隶属于秦陇夏汉军向枝山的向字营,在反清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辛亥革命后,革命政府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处,加上革命队伍内部的一些腐败现象,使杨虎城深感失望。于是在1913年,他退伍还乡,以自己的劳动来赡养母亲,照料弟弟,同时仍在中秋会中领头,带领大家抗债抗暴,主持正义。一时中秋会的名声日益增大,参加者也多起来,杨虎城也受到大家的拥戴。

  却说蒲城东南乡有个恶霸秀才李桢,和官府勾结,鱼肉乡里,无恶不作。1914年的一天,李桢替当地一家地主讨债,率一帮流氓打手来到杨虎城姑母所在的村子里,强行索债,村民十分害怕,又无可奈何。正巧杨虎城来到姑母家,就有人来和他商量对策。杨虎城一听,剑眉倒竖,虎眼圆睁,冷峻地说:“早就想教训这小子了,今天来得正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打!”当李桢一伙人狐假虎威地来到村子里时,杨虎城早已带着一群农民等候多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大家在杨虎城的率领下,一阵混战,打跑了逼债队伍,气愤已极的农民们,一时竟将李桢毙于乱棍之下。这下惊动了县里,命差役来捉人,美其名曰“缉凶”。杨虎城于是和中秋会的部分农民逃离了蒲城,四处流浪,成为当时的“刀客”。一路上,他打抱不平,扶弱济困,大有古代游侠之风;杀富济贫,劫财抗官,好比秦汉剑客之举。有一天,他打听到澄城县有一批税款经蒲城解往西安,杨虎城效《水浒》中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带人在蒲城东乡劫夺了这批税款,成为官府力捕的对象。风声日紧,杨虎城只得远遁他乡,官府也只得徒唤奈何。

  后来杨虎城用劫款买了一支步枪,如虎添翼,带着追随他的农民在当时的同州(今大荔县)、朝邑、合阳一带神出鬼没地与官府作对,组成了一支数百人的武装抗暴的独立队伍。

  1915年,袁世凯称帝,全国讨袁之声四起,陕西将军陆建章是袁世凯的爪牙,也是义军驱逐的对象。杨虎城在当地同盟会会员的影响和策动下,率部击袁军而迭获大胜,武装了自己的队伍。讨袁之战结束后,1916年,他的部队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杨虎城任营长,进驻大荔县城。次年,陕西建立了靖国军,与当时的北洋军阀在陕西的督军陈树藩的军队对抗,杨虎城因与陈树藩有矛盾,率部加入了靖国军,其部被改编为第3路第1支队,移驻临潼栎阳镇。其后,他率部与陈树藩部多次作战,曾在关山东北的界方与陈部鏖战六天六夜,部队虽伤亡过半,但遏止了陈军的进攻,为抗击北洋军阀的围攻,立下战功。

  直皖战争爆发之后,皖系军阀段祺瑞垮台,直系军阀吴佩孚取而代之,统治了华北和长江流域的一部分,吴佩孚派第20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随军来陕的有冯玉祥的第11师等部。靖国军大部接受了直系军阀的改编,而杨虎城不愿改编,以“人各有志,各行其是”、“保全革命人格”为由而婉言谢绝。这时,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被迫将总部迁移,杨虎城迎之于自己军队的武功驻地,建立了新的靖国军总司令部,重新改编原属部队,杨虎城任第3路司令,辖四个团。直系军阀于是在1922年聚3万之众进攻武功,企图消灭杨虎城部。激战二十余日,杨虎城部终因众寡悬殊,伤亡过重而撤退至凤翔。之后,于右任南潜,找孙中山请示办法,而杨虎城则继续向陕北北部转进。沿途行走1千余里,遭军阀围追堵截,苦战多次,杨军孤军深入,迂回前进,惨烈之状可想而知。最后杨虎城部到达延安,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会合,井岳秀将杨虎城的部队改编为自己属下的暂编步兵团,另委他人任团长,杨虎城暂时脱离部队,被安排在榆林居住。

  这时的杨虎城十分苦恼,不明白为什么孙中山的革命总是失败,感到前途茫然。加之部队不在身边,井岳秀又是一个土皇帝,十分保守,自己又患了伤寒症,所以百感交集,身心两摧,经常闭门不出,精神郁闷至极。不久杨虎城认识了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丞,并通过他认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渐渐地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对孙中山失败的原因和中国革命前途有了初步认识。杨虎城与杜、魏二人的相识,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后来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榆林期间,杨虎城又与孙中山取得了联系,并于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冬,冯玉祥等人率军队在北京联合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的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成立了国民军,井岳秀任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则因身体恢复健康而出任前敌总指挥,率部由陕北南下,回师关中。次年,国民军赶走了陕西督军吴新田,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国民军第3军第3师,杨虎城任师长。同年7月,杨虎城在耀县设立了“三民军官学校”,对青年进行培训,吸收了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为下级军官和政治教官,以加强政治教育。从此,杨虎城部队内始终有中国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这些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陆续得到杨虎城的信任和重用。

  1926年,吴佩孚委任刘镇华为陕西剿匪总司令,率军进攻陕西,刘镇华部在途中打败国民军第2军岳维峻部于河南,再败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部,率10万之众进攻西安。从潼关至西安三百里间,刘部虽是乌合之众,但因国民军第2军已成溃军,使刘部沿途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很快就兵临西安城下。此时李云龙率部退守西安,兵力不足5千,遇此军情,正惶惶不可终日。正在此时,杨虎城从三原出兵,迅速进入西安城内,被刘镇华发现后,刘镇华率部立即攻城,杨虎城部先头部队刚入城还未吃饭,就即刻出东门应战,击退敌军,稳定了战局。几天后,刘部采取合围的战略,围攻西安,著名的西安坚守战开始了。5月15日,敌军占领了三桥镇,西安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当时围城的敌军达7万人,补给充足,装备优良,而守军不足1万人,粮食紧张,并与外界断了一切联系,两军对比十分悬殊。杨虎城坚持守城,决不放弃,采取一系列政治性措施,团结了城内各军队。杨虎城发动群众,鼓舞斗志,严惩投降分子,激励部下发扬英勇无畏精神,对战争的胜利产生了重大作用。守城期间,国内北伐军节节胜利,冯玉祥率国民军援陕,于右任也组织部队向咸阳地区的敌军发动总攻,西安城内守军不断出击,至11月27日,刘镇华率部仓皇撤退,次日,西安解围,保卫西安之战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场守城之战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守城战例。

  战后,杨虎城因西安之战军民伤亡惨重而引咎离去,避居三原。于右任时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和冯玉祥多次派人带信邀杨回来,杨虎城才于1927年春返回西安,就任国民军联军第10军总司令。5月,杨虎城率部出潼关参加北伐失利,转至皖北太和县休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杨虎城在太和县休整部队,却仍然重用共产党员,以魏野畴为军总政治处长,南汉宸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等等。当叛徒告密出卖了军中的共产党员后,杨虎城指示不可伤害一人,送给他们路费,护送共产党员出境而罢。他对部下说:“这些朋友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此语表现出杨虎城的高尚人格。1928年4月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安徽刘集发动了暴动,不幸失败,共产党人魏野畴突围后遇难。杨虎城闻讯,痛失挚友,悲痛难抑,身体健康突转直下,于是在4月下旬启程赴日本疗养,化名呼尘。在日本期间,他观察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想,更认识到当时中国的贫弱和权势者们的残暴。不久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这时国内的冯玉祥和蒋介石都想争取杨虎城为自己的部属,分别以电报催其归国。半年后杨虎城回到了南京,立即去见冯玉祥。冯玉祥委任杨虎城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暂编第21师师长,令他赴泰安就任,协助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剿匪。该师是杨虎城的原部队所改编,归孙良诚指挥。杨虎城到任后,对部队略一整饬训练,即加入战斗,大获全胜,使胶东地区得以安宁。

  1929年4月,冯玉祥和蒋介石关系破裂,蒋、冯战争一触即发。鉴此形势,冯玉祥命杨虎城率部随孙良诚部向河南撤退,而杨虎城分析形势觉得不妥,未听从军令。此时南京何应钦来电邀杨虎城赴南京一晤,杨虎城应约前往,并与蒋介石见面。9月,杨虎城部受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4师,开往河南南阳,杨虎城兼任南阳守备司令。从此,杨虎城部脱离冯玉祥而附属于蒋氏系统。1930年3月,杨虎城部又改编为陆军第17师。5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杨虎城率部向洛阳进军,一路追击冯军,7月,杨虎城部先后扩编为第7军及讨逆军第17路军,杨虎城任军长及总指挥。11月,杨虎城部进占西安。途中,蒋介石电告杨虎城,要他准备组织陕西省政府。此时南汉宸正在杨虎城的军中,杨虎城遂命南汉宸筹划此事,自此,南汉宸一直成为杨虎城之臂膀。西安之战后,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南汉宸为政府秘书长,代杨主持政府日常工作。

  杨虎城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委任他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是一时的利用和迫不得已。所以自上任开始,杨虎城就对蒋介石有所提防。果然,杨虎城在任陕西主席期间,蒋介石为了控制杨虎城,在军队中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削弱杨虎城的力量;在陕西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来限制杨虎城在陕西的权力;在政府组阁时也多次要杨虎城安排蒋指定的人选,甚至安插特务分子担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并对杨施加压力,要他撤换南汉宸,杨虎城只得让南汉宸离开。南汉宸离开后,南京政府就立刻发出了通缉南汉宸的通令。许多事件表明蒋对杨的不信任和担忧,杨与蒋的矛盾日益明显化。

  在当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几年间,杨虎城在对付蒋的诡计同时,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如发展教育事业,提倡学术自由,为培养进步青年,资送他们到黄埔军校、北京大学以及日本、德国、英国学习,着手抓水利建设,建成泾惠渠和洛惠渠等工程,共可灌溉田地百万余亩。

  1931年9月18日,日本故意将沈阳附近的铁路炸毁,造成“九一八”事件,并派遣武装入侵我国东北,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东北军被迫撤至关内,致使日军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感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主义思想,当1933年3月日寇占领热河时,杨虎城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要求出兵抗战,蒋氏却不予支持,说什么中央自有整个计划,言外之意嫌杨虎城多事,杨虎城只得怏怏而归,心中对蒋介石更加不满。5月,当冯玉祥和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组织起察绥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只能在言论和物资上予以援助,而不能出兵,精神一度抑郁不振。从此他意识到蒋氏的不可靠,国家民族不抗日是没有出路的,要不了多久,他的第17路军也会彻底完蛋。

  1935年初,他奉蒋介石的命令阻截、围剿由鄂豫皖向陕南转移的红25军,遭到红军沉重打击,其后又先后与红军作战而一败再败。这使他清醒地看到,剿共是一种毫无前途的军事行为。不久,蒋介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去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移驻西北,使西北的局面更加复杂化了。杨虎城的第17路军和东北军开始出现了矛盾,这是旧军队中常有的地方军和客军之间的摩擦,蒋介石利用这一矛盾,使张、杨二部互相牵制,以便自己从中操纵。他不断对张、杨二人进行挑拨,一面说杨虎城是地头蛇,野心勃勃,不好合作,一面说张学良堕落腐化,不抵抗日军而失掉东北,一面指示特务贴出“陕人治陕”、“驱逐不抵抗的东北军”的标语来激化两部之间的矛盾,一时造成杨、张二部不同程度上的冲突和纠纷。西北军下属军官不了解,对东北军有极大意见,而杨虎城对张学良部却能从宽容的态度出发,教导下属要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样的问题。因为东北失陷对于东北军和当地人民来说几近于亡国,而张学良又为蒋介石背了这口黑锅,杨虎城心中是十分明白的。之后,随着人们对东北失陷后的情况有所了解,陕西军民对东北军民有了深深的同情,常常关照他们,两个部队的关系有了好转,为后来联合发动西安事变打下了群众基础。杨虎城对张学良在东北时的处境和遭遇也表示了同情和理解。这年9月,张学良的110师和109师被红军消灭,张学良十分沮丧。此时的一天,杨虎城对张学良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安慰张学良,张学良非常感动,二人关系有了进一步加深。杨虎城还对部属说:“我们对人(指张学良)要看他的长处,要看他有杀父之仇与亡国之痛。我们要搞好和张的关系,否则就会中蒋介石的奸计而同归于尽。”此语表现出他深厚的仁爱之心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以及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成立国防政府问题。”杨虎城闻此讯如同绝处逢生,完全同意中共这一英明决策,并派人研究了具体办法。11月份,杨虎城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花钱当选了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自己从辛亥革命起就闹革命,到今天还得花钱买官,太丢人了。国民党五大使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会后他返回西安。

  12月,毛泽东派红26军政委汪锋来西安面见杨虎城,并带来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毛泽东语词恳切地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的来信,使杨虎城深受感动。因此故,汪锋与杨虎城作了三次恳谈,与此同时,南汉宸又派王世英秘密赴西安游说杨虎城,最后杨虎城同意与中共达成协议。大致内容为:一、17路军与红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在17路军的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四、双方同时做好抗日准备工作,对部队先进行抗日教育。这些协议内容后来很快在杨虎城的指示下在杨部落实了。从此,双方在前线再未发生过冲突。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杨虎城为红军提供了许多方便,同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时,杨虎城的第17路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处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为消除这种威胁,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大量的特务机构,成立了西北“剿匪”总部,妄图控制西北的整个局面。从1936年的10月开始,蒋介石就又采取了他一贯的政治伎俩,收买和分化不同地方的军事力量,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于陕西,完成他的“安内”大业,而对日寇的入侵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从各地调来高级军政人员齐聚西安,其派驻陕西的嫡系部队与精锐部队达260个团共计30余万人,他命令在西安扩建飞机场,集中了100多架从意大利买回的新式飞机,准备对红军发动全面的进攻,以为最多一个多月时间就可以消灭红军而凯旋而归了。于是在1937年12月4日,蒋介石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对张、杨二人以及部下作了多次讲话,威胁利诱,要张、杨对他提出的两个方案作出选择和决定,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两部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是杨、张如不愿出兵,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17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个方案都是杨、张不能接受的,于是,二人仍向蒋介石陈说利害,要求蒋氏联共抗日,蒋介石却严厉呵斥张学良,甚至拍案谩骂,扬长而去。张、杨二人见苦谏、哭谏皆无效,经协商,决定采取兵谏的方式来逼迫蒋介石同意抗日。

  11月4日至11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对兵谏作了具体布署:张部负责包围华清池和西安至临潼间的警戒,杨部负责西安市内和陇海路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的军事行动,包括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中央军驻上述地区部队武装,扣留飞机、扣留住在西安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12月11日晚上9点,杨虎城召集亲信部下,宣布了兵谏计划,他慷慨激昂地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接着他宣布了具体部署,并指挥部队迅速到达指定地点待命。晚12点后,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干部来到新城杨虎城的住处,坐镇进行指挥。12日凌晨5时左右,东北军的白凤翔和孙铭九部执行捉蒋任务,在潜入华清池蒋的住所时被卫兵发现,发生枪战,蒋介石的卫士队士兵一时还未反应过来,就被东北军士兵用轻机枪扫射而死,蒋介石听到枪声,仓皇出逃,向住所外的山间狼狈逃窜,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捉蒋部队迅速进入蒋的寝室,发现人不见了,而被子内尚有余温,桌上假牙还放在水杯中。参加此次行动的一位东北军官立即打电话将此情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命令部下查汽车,汽车一辆不少,张学良遂命令部队扩大搜索范围。捉蒋部队在蒋介石藏身的虎畔石附近发现有人探头,一枪将其击毙。蒋介石这才惊慌失措地举起双手大叫:“我在这里!”部队走近一看,蒋介石的秘书肖乃华倒卧一边,蒋介石只穿一件睡衣,赤着一只脚,面色苍白,浑身发抖。蒋介石见有人来捉他,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军队?”“我们是东北军!”蒋介石起初以为是红军,一听说是东北军,就骤然神气起来,又以为是一部分军队哗变,就说:“我是领袖,张副司令在哪里?”并表示不肯下山,部队战士强行把他拉下了山,押到新城大楼住下。同时杨虎城部也分别解除了西安城中各中央军部队的武装,并拘捕了尚在西安城中的高级军官陈诚、卫立煌等10余人。

  兵谏的初步行动获得成功,张、杨立即通电全国,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宣言》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骤变,日寇汉奸,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同时张、杨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事。

  12月13日,杨虎城向自己的部队作了报告,他说道:“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归是有好处的!”12月14日至15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在西安电台作了广播讲话,12月16日,两人又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的西安市民大会上作了讲话,重申了八大主张,强调了抗日的决心,对兵谏的目的作了充分的解释。12月20日,他们发表了告东北军和17路军将士书,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号召全体将士:“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12月14日,宋美龄委托英国人端纳来西安斡旋,端纳曾先后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顾问,这是宋美龄所以派他来与张学良面谈,并了解蒋介石被押情况的动因。端纳听了张学良的主张,表示赞同,当晚二人与蒋氏见面,端纳劝说蒋氏,要其接受张的主张。之后端纳往返于西安与洛阳之间,向蒋介石转达了宋美龄的意见,由蒋介石先向南京下达停战的命令。17日蒋介石写了一封给何应钦的手令,由蒋鼎文送往南京。战争暂时停止下来。

  12月17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参入与蒋介石的谈判。周恩来经与张杨二人多次谈话,争取到他们的同意:逼蒋抗日,释放蒋介石,这样对全国的抗日形势更为有利。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来到西安,参加谈判。这时蒋介石提出两个原则,一、由宋氏兄妹代他谈判;二、商定的条件,由他回到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不在西安签字,也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表示。张学良和杨虎城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同意了蒋氏的原则。谈判经过23、24日两天,谈妥六点,即所谓六项“诺言”:一、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各项,如将国军入陕部队调出潼关,西北各省军政由张、杨负责等。这六项诺言,最终却只有所谓的“人格担保”,而没有一个手续。张学良却认为蒋介石既已答应六项条件,自然不会说了不算,就贸然同意释放蒋介石,并决定自己亲自陪蒋去南京,以表示自己对蒋不含个人恩怨。杨虎城极力劝阻无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经洛阳回到南京。

  12月27日,蒋介石抛出了他伪造的《对张杨的训词》一文,以此来挽回他在西安的面子。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针锋相对地对蒋氏的文章作了批驳和讽刺。毛泽东说:“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又说:“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为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文中,毛泽东以犀利之笔充分揭露了蒋介石的不讲信义的本质,把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向全国人民作了宣传。

  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后被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此时,蒋介石假意恳请政府予以赦免,南京政府于1937年1月4日决定赦免张学良,裁决“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杨虎城闻此消息,次日即致电蒋介石,要求放回张学良。同日,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控诉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两面三刀,发动内战的罪行,赞扬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明磊落的胸怀;重申自己反对内战坚持抗日的决心:“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相煎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倒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闻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在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便不免兵争,则谁举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2月5日,南京行政院召开会议,决议对杨虎城撤职留任。至3月初,蒋介石在溪口约见杨虎城,要杨虎城离国去欧美作军事考察。

  东北军从1937年3月7日起被逐渐调离陕西,分解成几个部队隶属于几个系统,7月初抗战爆发,蒋介石为了泄私愤把东北军分割使用而逐渐消灭掉了。

  杨虎城同年被迫辞职。6月1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就这样,杨虎城于6月29日偕夫人谢葆真及次子拯中和随员一行乘美国胡佛总统轮离沪。途中,杨虎城闻国内卢沟桥事变,日军已进迫关内,心中如焚,便急于回国,但被宋子文来电阻止。7月14日,杨虎城一行到达旧金山,向美国公众发表了书面谈话,他说:“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要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度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但是回国已成为不可能,杨虎城只得绕道欧洲,欲在欧洲进行宣传之后经苏联过蒙古回国参加抗战。8月,杨虎城偕夫人一行到达伦敦,又去巴黎、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日内瓦等地,沿途受到华侨及进步团体的欢迎和邀请,发表了许多抗日演讲。国民党对他在欧洲的言论极为不满,便以欺骗的手段骗杨虎城回国。这时,杨虎城身边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从安全角度考虑,认为回国不妥。杨虎城却说:“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利害,在所不计。”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襟怀和为国赴死的决心。于是在1937年10月29日,杨虎城一家及随行人员乘法轮“哲利波”号离开马赛,于11月26日到达香港。一回到国内,杨虎城就失去了自由。11月30日,他在特务的监视下离港飞往武汉,在汉口拜访于右任时,与于佑任交谈了三个小时,正吃饭时,特务来报告,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他。两天后,杨虎城到了南昌,立即被囚禁起来,从此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囚犯。

  1938年春,蒋介石命令戴笠将杨虎城解往长沙,后多次迁移囚禁地点,在贵州息烽的玄天洞将杨虎城关了8年。1946年,国民党又派人将他押至重庆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之杨家山。1949年2月,旋将其移至贵阳黔灵山麒麟阁。这时蒋介石的末日已经快到了,蒋介石先逃往台湾,尔后又折回重庆,主持西南地区对我军的作战,亲手布置了杀害杨虎城的计划。于是,毛人凤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中美合作所中的戴公祠暗杀杨虎城。

  9月,特务头子周养浩到贵阳,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要在重庆见他,把他送往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17日乘车又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车一出发,周养浩就给毛人凤打了电报,让重庆特务安排好行刺。当晚11时许,杨虎城和儿子拯中(夫人已于1947年逝世于狱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戴公祠。特务张鹄引他们进入房内,杨虎城走在最前面,儿子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当拯中正要进入卧室时,特务杨进兴从杨丞中身后下手了,匕首刺进了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一声惨叫:“爸!……”杨虎城猛一回头,还未来得及看清自己儿子的被刺惨状,就被刽子手的利刃杀害了。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也一同被害,杨虎城年仅9岁的幼女也未能逃过这一劫难。一时血流满阶,惨不忍睹。凶手们在杨虎城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后把杨虎城的遗体掩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坛里,这一举动,充分暴露出他们卑劣的灵魂和恐慌的心理。

  这一天,1949年9月17日,是中国人民感到最心痛的一天!是中国人民最悲愤的一天!一位伟大的爱国军人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这个极为可耻的戴公祠里;没有死在日本侵略军的手里,而是死在几个卑劣的小人手里;他一腔热血没有洒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流遍了这所阴暗的鬼域般的地狱。这个悲剧令山河失色,日月无光!

  1949年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领导当天调查杨虎城的下落,第二天发现杨虎城的遗体,立即组织尸殓。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1950年1月15日,解放后的重庆市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教界、新闻界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次日,重庆市政府派人将杨虎城及儿女的灵柩用船运往汉口,转运陕西。24日,杨虎城的灵柩到达汉口,次日,武汉军民3000余人举行公祭,26日,则有万人送灵,将英灵送上火车,让杨虎城魂归故里。30日,杨虎城的灵柩被运到西安,彭德怀率众在西安车站举行迎灵公祭,旋置灵柩于杨虎城当年驻节的新城大礼堂。此后每日前往吊唁者络绎不绝,2月7日,9名遇难者的9副灵柩安葬于西安南乡韦曲少陵原杜甫祠西侧,祭者云集,声势浩大,长街当哭,人人掩面而泣,不忍仰视。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表公告,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举行公祭,由林伯渠主持公祭,朱德总司令参加了公祭大会。

  1956年,在北京召开了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大会,会上周恩来同志发表讲话,他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杨虎城将军的牺牲是光荣的,他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

  是的,中国抗日军事史上将永远铭记杨虎城将军的英名,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这位千古功臣!

  作者点评

  杨虎城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十分令人注目的人物,他和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西安兵谏,是中国革命史上轰动世界的军事行动。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周旋,把中国革命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后,他们二人历经沧桑,一死一囚,但最终双双名垂青史。

  杨虎城的一生,是一个贫苦农民为了求生存而走向对压迫者的抗争、而又逐渐迈入革命道路的生命过程。他的贫苦出身和与压迫者的斗争经历,决定了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够作出果断的选择,并必将付诸坚决的行动。他早年对革命的困惑,在和共产党人士多次接触以后一时冰释。因此在他的部队里,共产党员才能受其保护;在西安事变中,他才能同意共产党的建议,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他对蒋介石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比张学良要深透,他凭着一种阶级的本能和从与蒋氏多年的交往中,认识到要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武装行动是最有效的手段。

  杨虎城不是占地为王的草寇,也不是旧式的军阀,更不是科班出生的军事家,他是一个由自发的农民起义者走入革命道路的军事人物。在艰苦的环境中和异常复杂的军阀混战情况下,他以自己的战功获得了日后的重要军事领导地位。他文化不深,所以受中国旧文化的影响不大,他出生贫寒,所以最能体会人民的疾苦,他未入军事院校,所以不会有极强的帮派观念和墨守陈规的军事教条主义思想。可以这样说,他的军事生涯中的一些行动,是建立在一种纯朴的阶级感情上的。这种感情,有时表现为一种义愤,有时表现为一种同情,有时又表现为一种仇恨。纵观他的一生,他决不会与人民为敌,或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所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民族感和军人的天职自然凝聚成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种仇恨如同一团熊熊烈火,不可熄灭,因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就在他的烈火中焚毁。

  蒋介石在西安被囚后,蒋氏为了求释而口口声声地说什么以人格担保,张学良相信了,但杨虎城不相信。他清醒地知道,蒋介石是不讲人格的。张学良因为相信了,亲自陪送蒋介石去了南京,于是终生被囚,于是明白了杨虎城的正确;杨虎城因为不相信,最后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所不容,被小人杀害了,令日月生悲。蒋氏的行为,早已表明他没有人格可作任何保证,反而证明了杨虎城是一个真正胸怀坦荡有人格的正人君子。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说:“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毛主席说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以西安事变为契机的,而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又是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一位关键历史人物,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没有杨虎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一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两党不合作,不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及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杨虎城就是千古功臣,有功于中国人民,有功于中国共产党,有功于整个中华民族,其英名将永垂史册!

  以一人之死而拯救整个民族、国家和人民,其英雄气概当可吞山河、贯日月,当可振奋我华夏炎黄子孙千秋万代!是故,伟人毛泽东称杨虎城将军“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此言可谓精当之极,非虚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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