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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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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1914—1999年),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坪里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激起了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1929年10月,为反抗土豪劣绅的欺压,他勇敢拿起刀枪,参加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随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儒林赤卫队。同年12日,余秋里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余秋里同志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从一名普通战士逐渐成长为指挥员,历任赤卫大队战士、分队长、中队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连指导员,红军第2团政治委员。他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9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在一次激烈的伏击战中,余秋里手臂负伤,鲜血直流。闻讯而至的廖汉生和其他同志将其送到医院治疗,为了保住手臂继续革命,余秋里忍着强烈的疼痛,拒绝医生实行截肢手术。他咬咬牙,继续随部队北上,爬雪山,过草地。有时实在疼得受不了时,他不得不将伤臂浸在冷水里。行军中,当伤痛发作时,警卫员只得端上一壶凉水往他手臂上浇,冷却止痛。而更多时候,连浸泡和浇凉水的条件都没有,只好用冷毛巾敷在伤口上止痛。一天,曾担任红军第8团团长、后任师长的贺炳炎专程来看望他,劝道:“老余呀,干脆把手锯掉算了,像我一样,当个‘一把手’,多省事。我现在不照样干革命,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余秋里摇摇头说:“不能锯,我还要留它干革命呢!”不久,红二方面军抢渡金沙江,余秋里乘坐的船在江中倾覆,手臂浸水感染。当部队抵达甘孜后,余秋里的左臂愈加疼痛,医务人员打开绷带一看,只见伤口上爬满了白蛆,用止血钳轻轻一击,居然抖落一层白蛆。但由于无医无药,只得重新换上新绷带,让他躺在担架上,由几个人抬着继续前进。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徽县,医生见他伤势越来越重,左手五指已肿胀坏死,如不及时手术治疗就会危及生命。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侯政决定亲自为余秋里实施手术,当时正好打了一个胜仗,缴获了一些医疗器械、消毒棉和纱布。侯政用布篷搭了个简易手术室,由于没有手术锯,只得四处派人寻找。好不容易找来了一把小锯条,却无锯弓。后来,终于找到一把锯弓,又太短,把锯条截去一截,凿了一个眼,才勉强装上。手术时,侯政用缴来的镇痛剂先给余秋里注射,由于不知该药的使用剂量标准,一针下去,余秋里就昏迷过去了。侯政先刮掉余秋里臂上的腐肉,用锯子锯断其坏骨,然后又忙着抢救失去知觉的余秋里。经过一阵紧张的抢救,余秋里才缓缓苏醒过来。醒来后,他对侯政说:“多谢侯部长,这是我负伤10个多月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然后又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老总,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自此,在中国革命阵营里又多了一位传奇的独臂将军。50多年后,著名的西方记者索尔兹伯里著述《长征,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时,当他听到余秋里断臂的经历后,耸耸双肩,欣赏地赞叹道:“密斯特余,你真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可敬可敬。”

  抗日战争爆发后,余秋里又走上了新的征程,先后任军委总政治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八路军第120师干部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38年9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围攻后,又以重兵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扫荡”。1939年1月,正当冀中形势严峻之时,余秋里奉命率领独立第3支队开赴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带村庄稠密,民风强悍,自古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但自从日军侵入华北以后,国民党军队闻风南撤,使得这里的局势处于无政府状态,混乱不堪。一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群众,纷纷自发举起抗日义旗,在大清河北岸建立游击武装。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地方乡绅武装、会道门武装和土匪汉奸武装队伍。这些武装队伍都打着抗日的旗帜,虽然兵力不多,但牌子却不小,到处是“司令”、“主任”,正如老百姓戏称的:“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有的武装队伍甚至打着抗日的幌子鱼肉、欺压百姓,引起群众不满。一天,余秋里率部刚驻进新城县板家窝村,侦察员就来报告,发现300多日军分乘7辆汽车向蛮子营开来,已离板家窝不远了。余秋里一听非常高兴,决定好好打一仗,壮一壮老百姓的胆,让地方游击武装看一看。于是,他马上命令部队做好准备,抢挖工事,占领房顶等有利地形。双方交火后,日军不知道对方是八路军,妄图从村西、村西南打开缺口,用迫击炮、机枪、步枪一齐朝村里开火。我军顽强阻击,敌人进展缓慢。黄昏时,敌人疯狂发动第五次攻击,余秋里指挥战士节约弹药,等敌人靠近以后再打。日军见八路军阵地一点动静也没有,便大着胆子冲上来,只听余秋里一声令下,子弹便像暴雨一样射向敌人,敌人应声倒下了一片,但大群的敌人依旧朝村里冲来。余秋里见形势危急,果断命令战士们:“上刺刀,肉搏!”。战士们冲上去了,板家窝村的群众也纷纷冲出家门,有的挥动铁锹、棍棒,有的举着火把,抬着门板,呐喊着为我军助威。战士们越战越勇,直杀得敌人哭爹喊娘,四散奔逃。板家窝首战告捷,赶走了日本鬼子,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胜利。附近各路武装首领段克全、翟跃宗、尚玉峰等纷纷要求第3支队将其队伍收编。不久,江东生、左清臣领导的河北游击军也自愿接受了第3支队的收编。队伍扩大后,余秋里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战斗力,在部队开展了整顿活动。他先是将收编部队编为第3支队第7、第8、第9团,然后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政治培训,发展党员,建立建全基层组织。另外,他还放手发动群众,在雄县、霸县、固安、新城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就这样,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余秋里的部队就由刚组建的三个连300多人发展到三个团5000余人的规模,成为冀中有名的抗日支队,多次受到120师领导的表扬。贺龙高兴地说:“第3支队刚来冀中时没几百人,可是你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个队伍来。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队伍,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

  1940年5月,余秋里奉命率独立第3支队开赴晋西北,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11月,他主动要求将第3支队缩编为第358旅第8团,将多余人员补充到兄弟部队,自己任政治委员。1941年5月,余秋里率领第8团开赴宁武地区,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开辟和创建了以宁武为中心的管涔山革命根据地。1943年5日,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兵力准备进攻延安。余秋里又率部回师陕北,守卫延安南大门。在驻防期间,第8团与其他部队一起开展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余秋里经常深入连队,了解情况,注意发现典型,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取得了很好成绩。在大练兵活动中,他提倡能者为师,选拔战士中的射击能手、投弹能手、刺杀能手担任教员,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部队训练质量,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一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余秋里升任第358旅政治委员。1945年8月,余秋里和黄新廷同志率358旅挺进晋西北,参加对日军的大反攻,连续攻克柳林、离石等城镇,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就这样,余秋里抗战八年,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随后,他原所在的第8团部队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贺龙高兴地说:“八年抗战,余秋里打出了个天下第一团。”

  解放战争时期,余秋里所部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部队连续攻城略地,取得了不少胜利。然而,在随后对陕北重镇榆林的战斗中却两攻不克,遭遇失败。原因除了轻敌以外,最主要的还是部队经过三个多月的反攻作战,由原来的两个纵队扩编为五个纵队,俘虏成分增多,有的连队竟达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加上战斗频繁,教育时间短,部队思想不稳定,有的俘虏阶级界线不清,不知为谁而战。更为恶劣的是,有的“解放战士”破坏纪律,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打骂群众的事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是有个战士竟然让一位没过门的大姑娘怀了孕,造成极坏的影响。彭德怀司令员非常生气,亲笔签字批准,把那个战士枪毙了。随后,在野司党委会上,彭德怀决定从严整顿部队。会后,余秋里便下到了连队,希望从基层多了解一些情况。一天,文工团为战士们演《白毛女》,当战士们看见黄世仁逼迫杨白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摁手印时,都禁不住流下眼泪,一时群情激愤。余秋里正在抹眼泪时,一位同志告诉他,他们团也有一个战士受过这样的苦。原来该团第6连有一名刚“解放”过来的四川籍战士,晚上一个人独自跑到荒郊野地痛哭,边哭边诉说其母如何惨死、本人又如何被抓壮丁,并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他的哭诉感动了一旁悄悄跟来的指导员,他们都有类似的苦难,于是两人抱头痛哭起来。余秋里听完,右手一挥:“好!太典型了。不但要请这个战士在全营讲,全团讲,还要在全旅里讲。”随后,余秋里又继续在战士们中间了解情况,逐渐有了底,找到了好办法。于是,余秋里带着工作组又去了第6连,引导大家开展诉苦运动。大多数战士都出生于穷苦人家,都有一本血泪账,一旦打开思想的闸门,就像决了堤的河水,滔滔不绝,忆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随后,余秋里又组织巡回诉苦团,到各团去诉苦,效果同样不错。余秋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认真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以阶级教育为龙头,以巩固部队士气为目的,在全旅展开一次思想上、组织上的彻底整顿。彭德怀看完报告后连连赞扬,又转送毛泽东过目,受到毛泽东的大力赞许。于是,一场以“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便在西北野战军第358旅全面展开了。经过“诉苦”“三查”,增强了我军的军内外团结,干部战士的立场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旺盛,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此,西北野战军表扬了358旅的做法和余秋里同志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并向各部队介绍了他们的经验。1948年1月,毛泽东同志详细听取了余秋里的汇报,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这一创造性做法和新鲜经验。1948年1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取得了著名的宜川大捷,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第29军,毙伤俘敌近3万人。不久,余秋里升任第1纵队副政委,率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多次重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余秋里先后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委总财务部第一副部长、部长,总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年,余秋里被授予中将军衔。

  解放后,新中国的石油供应十分匮乏,以至严重影响到我国国计民生。1958年初,不少汽车被迫抛锚,军队中有的部队取消演习,连首都街头也出现了背负沉重煤气包的公共汽车。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研究石油问题,国务院也开会研究石油问题,石油成了亟待解决的国家大事。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一员得力领导同志去寻找石油,以解燃眉之急。彭德怀同志等力荐余秋里担纲负责,于是,毛泽东亲自召见他,让他脱下军装,去当石油部长。会谈中,毛泽东叮嘱托余秋里:“我过去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随后,毛泽东又说:“李聚奎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年纪大了。你年轻,精力充沛。中央决定,你们两个换一换。”余秋里认真听完毛泽东的教导,说:“主席,我服从中央决定。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在实践中去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就这么定了,你如果缺干部,可以指名要,军以上干部你愿意选谁就选谁。”于是,余秋里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军装,担任了中国政府刚组建不久的石油部部长,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上任伊始,余秋里便敲开了著名地质学家、时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的家门,向他虚心请教解决我国石油问题的计谋。李四光教授对中国有油的肯定答复更坚定了余秋里的信心。第二天,余秋里便驱车直奔中南海,向毛泽东提出: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起来,使用在最关键的地方,突破一点带动全面。他坚信一定能够找到石油。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并鼓励道:“给你上方宝剑,先斩后奏。”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后,余秋里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便开进了东北茫茫荒原,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石油大会战。当时,大庆还只是一个狩猎人的小村落,条件十分艰苦,工人们都住在帐篷里。但石油工人在余秋里的领导下,豪情冲天,斗志昂扬,喊出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1960年4月9日,在石油会战总指挥部召开的一次技术座谈会上,有人汇报了职工思想和工作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流露出畏难情绪。余秋里听完,情绪有些激动,大声说道:“如果我们等条件成熟了再上,国家缺油的矛盾就会越来越糟。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在期待着我们,各行各业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我们能等闲视之吗?”说着说着,他右手一拍桌子,“噌”地站起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前不久有位老大娘跟我讲,你们那个王队长在工地上,饿了啃几口干粮,困极了裹着老羊皮往地上一躺,七天七夜不离开井场,一连五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他真是个铁人哪!老大娘没想到,她这话准确地概括了王进喜这个人。‘铁人’,正是对王进喜的意志、境界、干劲、性格的高度概括。我们要甩掉石油落后的帽子,不正需要这种精神吗?”余秋里的话引起了代表们的强烈共鸣。于是,会议正式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的号召。4月15日,会战指挥部在广场上举行学铁人誓师大会。王进喜披红戴花骑在马上绕场一周,余秋里手拿话筒,亲自带领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向铁人学习!”、“人人争做铁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比、学、赶、帮运动。同年7月,在余秋里的建议下,石油部党组又作出了在全油田开展学习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五面红旗的活动。随后这项活动又发展成为学习百面红旗的活动,使大庆形成了“英雄铁人打头阵,马段薛朱紧相跟,比学赶帮争上游,铁人头上出钢人”的争学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1963年,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邓小平激动不已,他给毛泽东报告说:“余秋里这个人就是不信邪。”毛泽东评价说:“余秋里是帅才”。

  此后,余秋里又把目光转向华北地区,准备开辟石油工业第二战场。1964年1月,经中央批准,石油部组织了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先后发现并建成了胜利、大港、辽河、任丘、中原等一批油田,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1964年12月,余秋里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65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由余秋里等同志组成的小计委,主持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被称为“一个有骨有肉的好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刚开始执行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革”初期,余秋里被造反派从四川揪斗回北京,让他交待彭德怀和贺龙的问题,遭到了他的严厉驳斥。造反派恼羞成怒,将余秋里非法监禁在卫戍区,逼迫他写交待材料,给他戴高帽游斗。1968年5月的一天,在首都十多万人的游行批斗会上,余秋里仅剩的一只右手被反翦着,脖子上吊着一个硕大的铁牌,两名彪形大汉按住他的头,让他接受声势浩大的群众批判。避居西山的贺龙得知后,更是痛惜地说:“秋里同志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九死一生,剩了一条胳膊,因为我遭这个罪哟。”所幸的是,“文革”中期,余秋里被解放出来,先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主任。在他主持计委工作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转。1975年1月,余秋里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2年9月,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余秋里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离开军队二十四年之久后,余秋里又重新穿上了军装。邓小平亲自约见他,对他说:“秋里同志,经过‘文革’十年的折腾,军队的现状大不如从前,一些传统被破坏了,政治工作遭到了削弱。军队内部问题很多,派性、文革余毒……编制不合理、机构重叠。你去了总政,要放手干,下大力气,当然,这还得有个过程。”上任后,余秋里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开展新时期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在全面否定“文革”、部队专业化建设、百万大裁军等重大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协助邓小平同志再次进行了新时期军队的整顿工作。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军队实行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余秋里与许多老同志一样,开风气之先,主动从总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1999年2月3日,余秋里在北京病逝。

  余秋里同志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

  作者点评

  当毛泽东主席面对余秋里等伤残的开国将军们时,曾感慨地说道:“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呢?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啊!”

  余秋里同志以做政治思想工作见长,是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抓典型是余秋里一贯的工作方法,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多次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他善于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注意发现先进典型,树立样板,以此来推动工作迅猛发展。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亦然。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开展的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中,余秋里就是创造性地运用这种方法,提倡能者为师,选拔战士中的射击能手、投弹能手、刺杀能手担任教员,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部队训练质量,得到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赞扬。毛泽东指出,这一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然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中,余秋里的政治思想工作水平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1947年的冬季整训中,余秋里深入连队、经过艰苦细致的摸底,提出整训应以提高“解放战士”觉悟为重点,开展新旧社会、新旧军队对比的教育,发动战士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进一步提高战斗力。他的建议经旅党委批准后,又亲自深入基层蹲点,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经过诉苦、三查,纯洁了组织,干部战士的立场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旺盛,进一步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余秋里这一创举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样,解放后,他担任石油部长时,更是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王铁人”的学习榜样,掀起了一股比、学、赶、帮、超的大生产高潮。正如康世恩同志后来回忆时说的:“余秋里抓的‘学两论’和树王铁人活动,对当时打开会战局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余秋里还提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调动群众创业精神,不等不靠,顽强奋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的作用。余秋里在任石油部长期间,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吃苦耐劳的石油开发劲旅,中国石油工业创业史凝聚着他的心血和功勋。

  余秋里将军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一部辉煌的战斗史和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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