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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峙岳小传

    【目 录】   

陶峙岳,又名陶纪常、陶锄,号岷毓,1892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他家是当地的大地主,拥有一座庞大的庄园,上百间砖瓦房。小时候的陶峙岳生活优裕,不知人世的艰辛。陶峙岳6岁就开始读书,12岁考入长沙城南师范附属小学,接受儒家教育,儒家的思想在他的内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陶峙岳从小聪明好学,两年以后就考入求忠中学,由于学校管理不严,家人怕他荒废学业,将他转入湖南陆军小学。这成为他生活转变的关键。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陶峙岳,没想到自己会从此走上从武的道路。虽然学校当局对学生封锁消息,不让学生接触政治,但社会上发生的事还是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革命党人的秘密宣传活动、长沙的抢米风潮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学校,使陶峙岳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11年,陶峙岳奉父命回乡结婚,新娘子叫周庆仪。他们的婚姻虽然是父母包办,但婚后两人感情很好。新婚不久,传来了广州革命党人在黄花岗起义的消息,陶峙岳受到鼓舞,决心去武汉投考陆军中学。他辞别了父母和新婚的妻子来到武昌,考入陆军第三中学。开学不到两月,便爆发了武昌起义,陶峙岳和同学们满怀革命热情,拿起武器,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陶峙岳被编入黎元洪都督府的警卫队,后来部队解散,陶峙岳于1912年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并在同一年参加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会员。1912年秋天,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迁往北京,改名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陶峙岳从该校毕业。毕业以后在部队里接受了半年的入伍训练,这是陶峙岳经历过的最艰苦、受折磨最多的一段日子。他常常自吟“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用以勉励自己。

  1915年,陶峙岳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一年以后,毕业回到长沙,在湖南省督军公署任参谋处办事员,不久,即担任上尉参谋。1917年,陶峙岳奉命训练从绿林招编的部队“护字营”。对于这支野性难驯的部队,他注意从感情上打动他们,再慢慢晓之以理,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纪律性很强的队伍,赢得官兵的喜爱和尊敬。

  不久,他率领“护字营”参加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战斗,在战斗中全体官兵英勇作战,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和良好的纪律性。陶峙岳也因指挥出众、表现突出,被提升为独立工兵营营长。

  1926年,北伐军击败军阀吴佩孚,攻克长沙,陈耀祖率部归附长沙,接受改编。陈耀祖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陶峙岳任团长。不久,独立第2师誓师北伐,进入湘鄂边境马回岭一带,担任主攻任务,他们在马回岭车站和敌军正面相遇,展开激烈的战斗,在兄弟部队的相继增援下,全歼敌军,乘胜赶往湖口、武穴等地追击逃敌,在江西合围孙传芳部队,此后配合北伐军其他部队一举收复江西。1927年独立第2师进军安徽时,在当涂和敌军展开了三天三夜的浴血奋战。这次战斗双方相持不下,伤亡都很惨重。三天三夜的激战,既是力量的对比,也是意志的较量,独立第2师坚持了下来,最后占领当涂,取得胜利,并同兄弟部队一起收复南京。陶峙岳作战有功,被晋升为少将团长。1927年4月,陶峙岳经贺耀祖介绍加入国民党。1928年,蒋介石为达到其反革命目的,统一整编国民党部队,陶峙岳任第40军第3师中将师长。1928年5月,陶峙岳的部队奉命进驻山东济南。此时,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济南惨案”,国民党当局一再令部队不得出击,使陶峙岳领导的第7团被日军强行缴械,军长贺耀祖被辙职,陶峙岳虽然免受处分,但也看清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尊严、自甘屈辱的嘴脸,他感到这次惨案是“平生之耻”。此时,陶峙岳被调到第24旅任旅长,后又兼任第8师副师长,奉命率部参加中原大战。1930年第8师奉命调往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第8师未与红军接触,“围剿”即被粉碎。第二次“围剿”中,第8师仍未与红军交战。7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黄陂之役中,陶峙岳旅大败。陶峙岳只得率领为数不多的几个随从仓皇逃跑,之后辞去旅长职务,告假回到长沙。这是陶峙岳第一次与红军作战,这次失败成为陶峙岳心头的悔恨之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多次沉痛检讨自己的行为,认为这是他人生的污点。由于陶峙岳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因而多次受到疑忌排斥,屡遭贬逐,只得在夹缝中求生存。面对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陶峙岳苦闷彷徨,深感空有一腔热情,却报国无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陶峙岳任第8师师长,奉命由陕西带领部队增援上海。在蕴藻滨一带,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一举击败守敌。之后,日本陆空军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势,敌我力量悬殊,陶峙岳率官兵顽强抵抗,坚守阵地二十二天,他自己也赢得“抗日名将”的美誉。1938年,陶峙岳被调往陕西河防部队,先后任国民党第1军中将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实际上,陶峙岳在河西部队是没有实权的。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实权在握,多次剥夺陶峙岳的兵权,陶峙岳闲居西安,内心的苦闷压抑可想而知。1945年夏,国民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陶峙岳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会议。

  1946年春,张治中将军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委任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主要负责维护地方秩序。张治中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陶峙岳深受其影响,积极支持张治中的和平民主政治主张。当时新疆监狱里关押着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要求,蒋介石被迫同意。张治中将军长期和共产党保持着较好的交情,所以,周恩来委托张将军,将被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30多人护送回延安。张治中到新疆,便委托陶峙岳一定要派能干可靠的人护送这批共产党人回延安。陶峙岳经过慎重思考,选派亲信、总部交通处处长刘亚哲亲自负责护送。他们制定了周密而详尽的计划,在安全、生活、交通、医务等方面考虑得极为周全。刘亚哲带着队伍,用10辆大卡车护送共产党员及家属。他们从迪化出发,与扼守在必经之路上的胡宗南部队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最后安全抵达延安。这是陶峙岳第一次为共产党人办事,受到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赞誉,陶峙岳的思想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化。

  1947年,张治中任命陶峙岳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驻兰州代张治中处理事务。1948年,新疆局势再趋紧张,陶峙岳再次担任新疆警备部队司令。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濒临覆灭。而新疆远在戈壁荒原,已成为国民党难以顾及的孤岛。但是反动派仍然想作最后的挣扎。1949年2月,李宗仁命令陶峙岳只留一个旅担任新疆防务,其余驻军全部调入关内,以加强长江防线,企图抗拒解放军渡江。早在陶峙岳从兰州赴新疆之前,张治中就曾对陶峙岳详细谈过自己实现国内和平的设想,陶峙岳深受启发和鼓舞。此时,陶峙岳接到内调命令后,为保证新疆局势的安定而费心思量,想要找出万全之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陶峙岳表示不愿回到关内打内战。为了拖延时日,他亲自拟定了一个10万大军在千里戈壁行军的庞大军费计划,上报给李宗仁。他本人也以种种理由,不去南京和广州,以争取时间,等待形势的发展。他多次召开会议,向部属阐述“保国安边”的思想,要他们以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为重,以新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为和平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他和驻南疆的副司令赵锡光秘密商谈,一致认为维护新疆局势的稳定,保障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他们相约三条,酝酿和平起义。1949年4月16日,国共和谈破裂后,周恩来为了促进新疆和平解放,亲自找到迪化市市长、共产党员屈武谈话,要他赶紧回到新疆,策动新疆部队起义,以尽量避免或减少新疆人民的损失。屈武回新疆后,盛赞陶峙岳的保国安边思想,联络陶晋初、刘孟纯、刘泽荣等人,积极襄助陶峙岳实现和平起义的大计。9月8日,毛泽东亲自召见张治中,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分两路,从兰州和青海向新疆进发,希望张治中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和平起义。9月10日,张治中两次发电,敦促陶峙岳、包尔汉等人及时表明态度,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中来。9月15日,中共中央派邓力群带着张治中的电文,从伊宁来到迪化,会见了陶峙岳、包尔汉、刘孟纯、刘泽荣、屈武和进步组织“战斗社”、“先锋社”的负责人。陶峙岳向邓力群介绍了新疆军事情况和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邓力群向陶峙岳转达了毛泽东对新疆和平的关注及张治中的电文内容,并向他们阐明了党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及政策,对他寄予了深切的期望。9月17日,陶峙岳与包尔汉分别复电张治中,表达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决心,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毛泽东在北平见到他们的电文后,深感满意,写信给张治中,进一步指示和平解放新疆事宜。9月22日,张治中再次致电陶峙岳和包尔汉,指示他们派人和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接洽和平起义事宜。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赴兰州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起义事宜。9月25日,陶峙岳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到人民军队的行列。9月26日,新疆省政府包尔汉、屈武也发出起义通电,新疆和平解放。毛泽东、朱德于9月28日复电,称:“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疆而奋斗。”陶峙岳及所部将士和新疆各族人民获悉这份电文后无不欢欣鼓舞。然而这次起义实际上是风波迭起,陶峙岳在风浪尖上走过,其中的艰险难以尽述。在李宗仁命令陶峙岳部队内调之后,新疆驻军内部出现分歧,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尤其是骑兵第1师师长马呈祥,第78师师长叶成及其所属第179旅旅长罗恕人,他们都属胡宗南系统,死心塌地地效忠国民党、蒋介石。他们坚决请求内调,实际上是反对起义,局势变得分外紧张。陶峙岳多次和他们交谈,分析新疆的特点,指出部队驻地分散,不能互相支援,又由于地理环境特殊,难以得到外援,民族关系又比较复杂,一旦打起来,对国家、人民,对自己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久,这三人又暗中密谋暴动,准备拘捕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和屈武。危急时刻,陶峙岳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新疆人民免受战祸,单枪匹马,深入虎穴,闯进骑兵第1师师部找到这三个人。正在开会的马呈祥、罗恕人等面对突如其来的陶峙岳,顿时失去了主张。陶峙岳经过和他们长时间的协商,终于达成妥协。马呈祥等人答应交出部队,陶峙岳答应护送他们及其追随者出境,循南疆去印度,以化解内战之祸源。而在马呈祥等人离境前夕,胡宗南还致电要求他们把部队带到南疆,他们看到大势已去,只好明哲保身,带着随从、家属,于9月24日离开迪化。当天,陶峙岳召开会议,任命韩有文为整编骑1师师长,莫我若为整编78师师长,刘抡元为第178旅旅长,罗汝正为第179旅旅长。9月25日,陶峙岳便通电起义。这次起义如果没有陶峙岳费心周旋,采取果断措施,就很难成功。因为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约有半数操纵在马呈祥手中,他们一旦密谋暴动,阻挠起义,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后来有人指责陶峙岳放走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反革命分子,党中央毛泽东都公开纠正,认为陶峙岳这一做法有利于全局,是明智之举,不但不应该批评,还应该给予表扬。

  10月2日,迪化市各族人民在和平广场载歌载舞,欢庆新中国诞生、新疆和平解放。陶峙岳发表了演说。然而一小撮反动分子却不断策划和制造反革命暴乱,街上常会响起断断续续的枪声,出现一些反动分子的标语,新疆局势仍然动荡不安。迪化市内更是谣言频起,危机四伏。陶峙岳的心刚为新疆和平解放而欣慰,这时又压上了沉重的石头,他彻夜难眠。陶峙岳四处奔走,亲自下部队作报告,分析新疆形势、国内形势,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说明起义的种种理由,逐步稳定了军心。但由于新疆地域辽阔,部队驻地分散,骚乱事件仍时时发生。

  为了进一步稳定局面,10月5日,陶峙岳亲自到酒泉会见了彭德怀和王震,受到他们热情欢迎,陶峙岳感叹地说:“我做梦都在想解放军早日进疆啊!”陶峙岳在酒泉还参加了第1兵团的常委扩大会,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容。对解放军艰苦朴素的作风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彭德怀派人保护他远在四川的亲属,使他深为感动。他和彭德怀、王震还深谈了部队整编和改造、解放军入疆和组建军政委员会等问题,三个湖南老乡相见甚欢。不久,王震指挥部队进疆,陶峙岳万分激动,挥毫写下了《七绝·迎王震将军入疆》:“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渡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迎尽开颜。”

  12月7日,新生的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王震、陶峙岳等人任副司令员。19日,起义部队正式开始集中整编。陶峙岳以起义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发布了《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要求全体起义官兵根据新政府共同纲领中关于军事制度的精神,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

  1949年12月30日,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从此,陶峙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认真做好部队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整顿作风,严格纪律,平息叛乱,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大力组织和发展生产,稳定了新疆的局势。起义前,陶峙岳曾和赵锡光相约,将部队交给解放军后,即解甲归田。解放后,在共产党大公无私精神的感召下,他打消了引退之意,决心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1950年2月,陶峙岳赴北京汇报工作,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他向毛泽东简要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情况,毛泽东非常满意,并作出了对新疆工作的指示。毛泽东还请他共进晚餐,席间没有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只有几样湖南家乡菜,使陶峙岳备感亲切。毛泽东和他直谈到深夜,不仅谈了国家大事,还谈到陶峙岳的家庭等。毛泽东还诚恳地勉励陶峙岳:“要好好学习,自我改造,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陶峙岳当时并不完全理解。但他确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什么关都会过去的。以后每次赴京开会,毛泽东都会紧紧握着他的手,称他“陶将军”。通过与彭德怀、王震、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人的接触,陶峙岳深深感到共产党人待人真诚,肝胆相照,不谋私利,生活简朴,他的内心更生崇敬,更加坚定了跟着党走,与人民的事业荣辱与共的坚定信念。

  1950年,按照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新疆驻军开始屯垦戍边。1954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第22兵团和第5军合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此后,陶峙岳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屯荒戍边、开垦资源,进行经济建设”的指示,亲自参加生产,经常深入垦区检查指导工作,为边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为边防的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边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1955年,陶峙岳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9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陶将军以90岁的高龄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一名年龄最长的新党员。陶峙岳入党,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第22兵团成立不久,王震就向陶峙岳谈起入党事宜,但陶峙岳自惭形秽,不敢启齿。1952年,王震和陶峙岳共赴石河子视察,王震再次问及他愿不愿入党,他回答:“是所愿也,不敢请也。”1965年,陶峙岳郑重地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新任兵团政治委员张仲翰。然而不久,“文革”开始,陶峙岳入党之事被搁置下来。1982年5月,陶峙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9月,被批准。陶峙岳激动地喊出了“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的心里话。

  1988年,陶峙岳将军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他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

  1988年12月16日,陶峙岳在长沙病逝,终年97岁。

  作者点评

  陶峙岳,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早期民主主义的先锋战士,著名爱国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统率驻新疆近10万军队,身为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率部发出起义通电,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至此,占全国六分之一版图的新疆获得和平解放。新疆起义是陶峙岳几十年戎马生涯的重大转折。武昌起义前夕,陶峙岳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单纯为了个人的温饱家庭安乐而碌碌无为”。为了实现他的男儿志向,他投考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经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常怀一颗热忱的“报国之心”。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使陶峙岳常常深感“报国有心而用武无地”,又看到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对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失去信心。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自己也逐渐消沉下去,一度向佛经寻求安慰。然而他的爱国心却从来也没有消失过。当全国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久被压抑的热情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他慎重地抉择,积极干旋,终于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这是他长期追求光明、渴望和平的必然结果。他终于按自己的意愿,为国家、为人民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实现了报国的宏伟理想。新疆起义后,毛泽东、朱德充分肯定了他的义举,称这“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张治中则精辟地分析道:新疆和平解放,除当时全国形势所造成的强大军事压力外,与“陶峙岳将军老成沉着,善谋能断,苦心积虑地运用对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的威望和感情,讲情说理,终于使他们未敢乱动,服帖出走,有重大关系。他们的出走,铺平了新疆部队起义的道路。陶峙岳作为新疆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历史功绩将会永垂青史。

  陶峙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阵营都身居高职,但他一生廉洁自律,不为钱财所动,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妻儿也都过着勤俭的生活。他认为“钱财之好,是人之常情,我非不好财也。不过在名誉与钱财两者之间,权衡轻重,更不能见利而忘义”。身居高职而能如此清廉,确实难得。

  陶峙岳对于钱财看得很淡,而对于感情却看得很重。他不到19岁就与大他两岁的农村姑娘周庆仪结婚,新婚不久即离开妻子踏上征途。几十年的戎马倥偬,离多聚少,但他对妻子的感情却从来未变过,这在当时达官贵人动不动就娶姨太太、小老婆的社会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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