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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达小传

    【目 录】   

许光达(1908—1969年)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他的父亲是个穷苦的农民。他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五,人称五伢子。因为家境贫寒,许光达7岁即当放牛娃,后在其伯父的资助下进入长沙县第一高小,接着又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是当时被统治者视为“赤化很深”的地区,许光达在此读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深受其影响。1925年,许光达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1月,受湖南省委选派,许光达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入伍经三个月先期训练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11大队学习。1926年底黄埔第五期学员随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反动军官夏斗寅发动叛乱,率部进攻武汉。军校学生奉命随叶挺出征,许光达参加了讨夏的纸坊之役,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同年7月军校毕业后,许光达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见习排长。

  大革命失败后,许光达从九江尾追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江西宁都追上起义部队,初任排长,参加了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进行的会昌战役,因作战英勇,很快接任代理连长。未久,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被组织安排在一户山村农家养伤。伤愈后,他先后到潮洲、汕头、上海、安徽等地寻找党组织,辗转千里,深受颠沛流离之苦。1928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光达等人在安徽寿县的学兵部从事兵运活动。由于工作策略上的失误,他们的活动被人告发。许光达等人被迫紧急撤离。逃亡途中,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9月,许光达在长沙与未婚妻邹靖华完婚。新婚第10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长沙当局派兵缉拿许光达,幸得有人提前通风报信,许光达再次匆匆逃离。其后又经历了数月之久的苦苦追寻,为找党组织,他甚至跑到唐山矿区以挖煤为生,终于在1929年4月在安徽芜湖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1929年7月由组织推荐,许光达进入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正式更名为许光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一进入洪湖革命根据地,许光达就立即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战斗间隙,他给游击队员们讲战术、讲战场上的相互协调和火力配备,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在洪湖地区,游击队虽然很活跃,但没有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把洪湖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归拢起来,于1930年2月成立了红6军。许光达任参谋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军司令部参谋部,平时指导部队训练,演习战术战法,每次战前都拟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对红6军改变游击习气,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许光达任第17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光达率部南征北战,战华容、攻长沙、占巴东、收姊归,克荆门,援当阳,转战在湘鄂两地,参与或单独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在战斗中,他多次身挑重任。松滋杨林寺一战,他率第17师与敌激战,顶住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保证了军团指挥部的安全转移。在鄂北马良坪一役中,他率第8师第22团掩护主力撤退,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机动灵活地掌握战局,于当夜不失时机地率第22团攀悬崖突出重围,在深山老林坚持战斗两月余,不仅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受到贺龙司令员的赞许,前委也为此通令表彰他带兵有方,多谋善断。然而1930年、1931年正值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期,他们通过派中央代表到洪湖苏区,强迫红军打城市战、堡垒战、阵地战和大规模的平地战,使红2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革命根据地也大大缩小。数次战斗的失利,使许光达对党内错误路线的瞎指挥有了切身的体验。

  1931年在应城的一次战斗中,许光达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被敌机枪击中,身负重伤。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差,设备简陋,几次手术都未能将体内的子弹取出,1932年,许光达被党组织辗转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许光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11月,许光达奉命回国。次年1月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不久即受到重用,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很快又被任命为教育长。在抗大,许光达努力工作,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贯彻到学员中去。当时,延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许光达与学员们一起挖窑洞,一起上山砍柴,他身体力行的模范行为对大家是极大的鞭策。抗大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坚强的革命战士,许光达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

  延安时期的许光达不仅在政治上成熟,在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在这里,他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是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述问题。在《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战术是由班到师的战斗方法,决定战术的因素是人、技术、地形、气候、时间的配合。”他把人的作用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军队的组织工作》是许光达的又一篇力作,在该文中,他就军队的性质、作用、军队的产生和消亡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并就我军的组织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对我军的组织建设是很有价值的,被作为我军建设的重要参考文献。

  许光达是那种目光深远、善于思考的人,他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学的预见。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以闪电战术横扫西欧十四国,并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苏联的大片领土,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电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而许光达却在1939年7月3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闪电战的历史命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对比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希特勒的闪电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五个月后,苏联红军就对德军发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德军元气大伤,直至步步败退、垮台。战争的进程印证了许光达的预见。

  1941年,许光达被调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许光达向中央提出到抗日前线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分配他到条件艰苦、对敌斗争激烈的晋西北,担任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担任一个地区的最高首长。

  第二分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面临黄河,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东南紧靠晋冀鲁豫,是晋冀鲁豫通往延安的枢纽,也是党中央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惟一通道。同时,这里也是保卫延安的重要屏障。有鉴于此,敌人也很重视这个地区,不断对它进行“扫荡”和“蚕食”,使原来的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使原来的一些解放区,变成了游击区。毛泽东告诫晋绥军民:必须振奋民心、军心,向敌人采取积极对策,否则,根据地再缩小,前途更糟。毛泽东要求许光达“把敌人挤出去”。许光达到达第2军分区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制定了四项具体措施,变被动为主动,派出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肃清汉奸特务,摧毁敌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同时,他还加强对当地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练兵活动,努力发展根据地生产,并成功地指挥了第2分区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逐步地把敌人“挤”了出去,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我党在当地的武装力量,开创了晋西北对敌斗争的新局面,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民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这时,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独2、3、5旅活动于晋中、晋北地区。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第3纵队打出了军威,称得上是骁勇之师。

  1947年8月初,奉中央军委命令,许光达率第3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不久,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被挤在三县交界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大军压来,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警卫部队只有100余人,已陷入四面被围的境地。而且,敌人进展神速,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空前严峻。8月16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彭德怀,希望彭总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接应和掩护,保护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告知已派许光达率部前往。

  许光达在得到彭总命令后迅即率部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他向旅长们交代:“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当时,许光达的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他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正在转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许光达用灼热的目光看着大家,旅长们会心地转身跑回了各自的指挥阵地。许光达指挥第3纵队在乌龙铺以南抗击来犯之敌。抗击战斗从8月18日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硬是顶住了敌人一个军部及三个旅的轮番进攻,使敌未能前进一步。8月19日,许光达又率第3纵队赶到了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阻击敌人。这时第3纵队处境困难,前面有敌第29军刘戡主力压过来,后面是葭芦河。背水一战本是兵家大忌,但许光达及第3纵队指战员决心破釜沉舟,誓死保卫党中央。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军长刘戡亲自指挥着两个半旅往上冲,许光达则指挥着第3纵队勇猛反击,打冲锋,曾一度打到刘戡的军部,俘虏其警卫连士兵多人,刘戡被牢牢地钉在当川寺一线不能前进。与此同时,兄弟部队在沙家店地区和常家高山歼灭或击溃了大量敌人,取得辉煌战果。刘戡见势不妙,只得掉头回逃。至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化险为夷。第3纵队在乌龙铺的阻击战打得漂亮,受到了野战军司令部的表彰。

  在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任务后,许光达挥师西进。1947年10月,许光达率第3纵队向清涧开进。清涧的守敌是胡宗南的“王牌”军第76师,师长廖昂是许光达黄埔军校时的同班同学,这位国民党中将被誉为“常胜将军”,他凭着城坚隘险,扬言要使清涧成为共军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坟墓”。10月6日,攻击开始。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第3纵队扫清了外围,但此时胡宗南的援兵距这里也只有一日的行程了。为减少伤亡,许光达亲笔给廖昂写信,敦促其放下武器,但廖昂拒不投降。许光达便指挥独2旅以连续爆破手段炸开城门,首先攻入东门,并阻止了敌人的疯狂反扑,战斗至11日,全歼清涧守敌,生俘廖昂。同日,中共中央特致电祝贺清涧大捷。

  1948年2月,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组织了攻城打援的宜川、瓦子街战役。是役,许光达部负责围攻宜川城。为引敌援兵进入我军布好的“口袋”,许光达部署了一个怪打法:开始时猛攻,逼宜川守敌向胡宗南求救;待胡宗南援兵一动,我们就视援兵的速度灵活处置,援兵来得急我们就轻打;援兵来得慢,我们就重打。轻重相兼,不使敌援军脱钩。敌人果然上当。前来援救的敌四个旅、八个团在宜川守敌的紧急呼救下进入了瓦子街预伏地区,被我军全歼。接着,许光达指挥攻城部队发起总攻,一举拿下关中屏障宜川。至此,宜瓦战役取得全胜。此后,许光达又率部一路夺关斩隘,先后参加了陕中、扶眉、兰州等重大战役,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许光达被任命为第3军军长,6月,又被任命为第2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点将,把许光达从兰州召回北京,委派他筹建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现代化新技术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1950年9月1日,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许光达就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坦克上。他不止一次地对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生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

  装甲部队组建伊始,困难重重。当时,我军的坦克数量很少,且都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来的。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几乎是从零开始。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许光达昼夜奔波,诸事亲自筹划。经过短短四个月的艰苦努力,便在全国各大军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编练基地、修理厂及坦克学校。之后,许光达又领导组建了华东军区、东北军区的摩托化装甲兵领导机关,还成立了专门培养中、高级指挥干部和技术人员的装甲兵学院和装甲兵工程学院,装甲兵学院院长由他亲自兼任。为了祖国的装甲兵事业,许光达简直到了忘我的程度,他一有时间就深入课堂和教练场,经常亲自给学员上战术课。平时,他带头学技术,年过半百的装甲兵司令员,坚持亲自登上战车参加训练。在他的带动下,坦克部队官兵掀起了学习技术、比武训练的热潮。

  1950年10月,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入朝参战,这给刚刚诞生的人民装甲兵部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支援我人民志愿军,装甲兵部队党委作出决定:要求部队在三个月内完成一年的训练任务,迅速掌握基本技术,随时准备入朝参战。为此,许光达率领机关参谋人员深入到基层部队蹲点,帮助部队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改革训练方法,突出重点、难点,提高训练质量。1951年1月,装甲兵成立仅仅三个月后就派出一个团去了朝鲜。其后不久,许光达又亲临朝鲜前线,实地考察和研究装甲部队的作战及战场技术保障工作。

  在装甲兵建设过程中,许光达提出了“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响亮口号,他认为“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强调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相结合,许光达是当时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

  研制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国产坦克,一直是许光达的理想和追求。为此,他殚精竭虑,费尽了心血。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逆转,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被全部封锁,国家的一些领域建设都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恰恰在这时,我国第一台五九式主战坦克诞生了。多少年来,人们对许光达的这一远见卓识深深敬佩。工人们为了表达对装甲兵司令员的敬仰之心,特意制作了一台国产坦克的模型,装在玻璃罩里送给了许光达。这台坦克模型被许光达摆在了书房最为显眼的地方,它始终伴随着将军,直到走完人生的旅程。当1959年举行国庆10周年大典的时候,许光达亲自陪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当坦克车队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毛泽东紧握着许光达的手,高兴地向这位我军装甲部队的创始人表示祝贺。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在国防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要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心中深感不安。几经思考后,他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情真意切地请辞。拿着这份申请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激动地对朱德、彭德怀等人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毛主席、中共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而是依据他的贡献,仍然授予了他大将军衔。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一时间,风云突变,乾坤动荡,全国上下都卷入到这场政治旋涡之中。林彪借机在部队中培植亲信,对部队的高级将领常常采取拉不过来就打倒的手法。由于许光达刚直不阿,曾不止一次地悖逆触犯过林彪、江青一伙。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论点被视为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罪证,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和林彪夫人叶群搞的《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许光达都认为是小题大做,作风不正,自然又得罪了林彪。加上许光达又是林彪的政敌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所以,林彪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把许光达也冠以“兵变总参谋长”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造反派抄了许光达的家,并将他非法关押。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要他交代“二月兵变”的罪行,他反讥道:“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干。”会场主持人被将了一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专案组对他多次进行非法审讯。在忍受了长达十八个月之久的摧残折磨后,许光达悲惨地死去。这样一位久经沙场,为共和国披肝沥胆,立下汗马功劳的赫赫名将,没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政治屠刀下。

  在受迫害的日子里,许光达始终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对夫人邹靖华说:“我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在许光达的遗物中,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有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诗: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千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这就是我们的许大将军的胸怀,惊天地、泣鬼神,光昭日月。

  许光达含冤去世后,林彪、江青一伙妄图将他的骨灰一扬了事,毛泽东得知后作出批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它应该放的地方。”这样,许光达的骨灰盒得以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这是对死者的肯定,也是对生者的莫大慰藉。

  作者点评

  时世造英雄,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舞台曾经为我们创造出千千万万个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勇士。许光达就是那个堪称英雄时代的佼佼者。他是中国共产党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手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将军。从南昌起义到解放战争的漫长岁月里,许光达久经沙场,出生入死,参与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特别是在解放大西北的艰苦斗争中,他独当一面,所向披靡,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许光达不是那种只会冲冲杀杀的草莽英雄,他的理论功底是很深厚的,这和他早年念过黄埔军校,在苏联系统地学习了五年,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不无关系。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把战争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其发表的一系列见地独到、理论深邃的学术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党我军的军事理论。20世纪80年代,当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权威人士在审定许光达的有关条目时,无不赞赏他提出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观点。他是我们党和军队中不可多得的军事理论家,不愧为一代“儒将”。

  许光达一生追求真理,对党耿耿忠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南昌起义后,他两度与党失去联系,在白色恐怖下,他冒着杀头危险,历尽艰难,千里寻党,终于扑进党的怀抱。建国以后,许光达受命组建装甲兵。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初具规模的装甲部队。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身陷囹圄,身心遭受严重迫害,却坚贞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仰和情操。

  许光达的个人品质也堪称楷模。战争年代,他与结发妻子邹靖华十年离散,而他又身居高位,劝其另娶者不乏其人,他却不为所动,坚贞不渝地眷恋着妻子,终于在革命圣地延安与妻子团圆。他对于恋爱、婚姻、家庭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历史是公正的,那些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付出热血与生命的人们将永载史册!许光达的政治胸怀,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的指挥才能,他的高尚情操,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将永远被人们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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