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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小传

    【目 录】   

徐海东(1900—1970年),湖北黄陂县(现为大悟县)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其父徐重来是个勤扒苦做、老实巴交的窑工。徐海东9岁时入私塾念书,当时念书的多为富家子弟,他们嫌徐海东衣服破,身上脏,便给他取了一个诨号叫“臭豆腐”。有一天他实在忍受不了地主欺侮,打了一个地主家的孩子,结果被赶出了学堂。家里人对他说:“我们泥巴人的命,就是出劳力,吃粗饭,没有读书的福分,还是做窑工吧!”于是,12岁的徐海东便走进窑厂开始做工,一干就是十一个春秋。他出师以后,手艺越来越熟练,但仍然过着乞讨似的穷苦生活。有一年冬天,他顶风冒雪挑着货担串乡叫卖,卖的货款还不够一顿饭钱,饿得饥肠辘辘,眼冒金花,终于晕倒在一家人的门前。幸亏这家人心地善良,把他扶进屋里,给了一碗热粥,才使他活过来。小小年纪的徐海东饱尝了人间苦难,看到了人间太多的不平。艰苦的窑工生活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和性格。1925年春,徐海东在同乡好友、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同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徐海东征得党组织同意,南下广东,在韶关参加国民革命军。8月,在著名的汀泗桥战斗中,他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击溃了军阀吴佩孚的四个炮兵连,受到全师通令嘉奖,被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随后又参加攻打武昌的战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下令逮捕、屠杀共产党员。紧接着,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迅速分散、隐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徐海东决心回家乡闹革命,闯出一片天地来。1927年6月,徐海东被党组织派到家乡河口区担任农民军自卫队长,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反动武装对徐海东恨之入骨,多次对他进行疯狂反扑,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为了发泄愤怒,竟将徐海东家族的66口人杀死,妄想斩草除根。然而,敌人的丧心病狂丝毫没有动摇徐海东的革命斗志,反而更增添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他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黄麻起义后,徐海东的队伍被打散,他又顽强地将部队重建起来,继续与敌人进行战斗。为了学习别人的经验,徐海东专门找到鄂东工农革命军第7军的负责人吴光浩,虚心向他请教,对他们在军事上采取“昼伏夜动,远震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战法非常赞赏,并学到了“有人才有枪”的道理,他决心重新回乡去组织队伍。1928年,徐海东在家乡组织了“年关暴动”。后来,当地百姓给徐海东送了一个绰号——“徐老虎”,形容他打仗勇敢,昼伏夜出,以山为家。从此,“徐老虎”的威名不胫而走。战斗时他常常挥舞大刀率先冲入敌阵,敌人见了胆战心惊,因此也跟着老百姓叫他“徐老虎”,听到“徐老虎”的名字,心中就十分害怕。

  不久,党中央为了加强对鄂豫皖地区的领导,壮大根据地力量,陆续派张国焘、沈泽民、曾中生、陈昌浩以及郭述申、陈赓等到大别山工作。1931年3月,徐海东率领的鄂东警卫团扩编为红军第4军第12师,奉命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徐海东先后担任红军独立师师长、红9军第27师师长。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突然西去,徐海东和郭述申等在敌情严重、内部混乱、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迅速召开会议。会议确定以徐海东带领的第79团为骨干,加上英山独立第13团,六安、霍山的两个独立营等共编成三个团,将部队改为红27军,徐海东任第79师师长。就在部队整编时,国民党军第47师、54师就对我苏区发动进攻了。由于敌人紧追不舍,徐海东带领部队日夜奋战,一路上哪里吃紧他就跑到哪里指挥。时值7月,天气异常炎热,徐海东的双脚和其他战士一样都溃烂了,鲜血将草鞋染得通红。9月下旬,徐海东率部与敌军在肖家畈激战两天两夜,击溃敌军一个旅,然后又走了三个黑夜,才终于将追击的敌军甩掉。这时,徐海东已有二十三个昼夜不曾解衣上床睡觉了,他一头躺在床上就睡了整整两天一夜,醒来后只觉得有种东西从胸口泛起,吐出来一看竟是鲜血。徐海东示意警卫员不要声张,用土将血掩好,往床上一倒,又睡了。当他率部冲出重围来到鄂东地区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已先期离开了,昔日根据地变成了一块血染的土地,反动派叫嚣要把大别山区的共产党灭尽杀绝。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徐海东一方面积极做好红军内部人员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千方百计壮大革命力量。当他听说鄂豫皖省委的大部分负责人包括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郑位三、郭述申、成仿吾等同志还留在大别山时,非常高兴,更加坚信革命会发展,队伍会壮大。

  1932年12月29日,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主持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红25军,徐海东被任命为第74师师长。这时,部队中有人执行左倾思想路线,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还有要抓“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徐海东反对这种做法,与师政委戴季英经常发生争论,当他听说有49名将士被冤杀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不久,头脑发热的省委提出要夺取中心城镇,决定攻打敌重兵把守的七里坪。徐海东依据当时实际情况,认为敌强我弱,不宜打阵地战。但是,徐海东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围攻七里坪时,红军久攻不克,他建议及早撤围,又遭到反对派的拒绝。最后,在围城43天,部队光病死、饿死就有3千多人时,才不得不撤围。为此,徐海东反而遭到排斥、打击,在一次总结会上被赶出了会场。这时,敌第30师、31师攻上来了,形势十分危急。徐海东心想与其被自己人弄成反革命而杀头,不明不白,倒不如冲上去与敌人拼杀战死。于是,他将手下两个团长叫来部署任务后,脱下上衣和长裤,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并叮嘱他们原地不动,保护好衣服里面的文件。冲锋号一响,他便穿着短裤头率先向敌人冲杀过去。战士们见此情景,不禁勇气倍增,都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发起冲锋,一下子将敌人一个旅打垮了,俘敌470名,余敌纷纷向后撤退。事后,沈泽民书记告诉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不久,部队撤出七里坪,向皖西转移,军部又传下一道错误命令,为改善部队生活,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徐海东接到命令后十分生气,他告诉手下不要执行这个错误命令,群众的牛不能杀。徐海东说我们红军是工农武装,应该为群众着想。牛是农民的命根子,杀了人家的牛,就等于杀了他全家。一路上,徐海东带领的部队忍饥挨饿,不犯群众秋毫。他们跟在军部后面,还将丢在地上的牛皮、牛骨头处理好,尽量避免在群众中造成坏的影响。省委书记沈泽民得知这些情况后,含着眼泪对他说:“海东同志,要都有像你这样的党性,红25军一路上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

  1932年10月,红25军在由皖西向鄂东转移途中被敌军切断,徐海东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只得率74师一部折回皖西,与皖西的82师组成红28军,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这段时期,在敌重兵包围和“追剿”中,徐海东不与敌人打消耗战,不硬拼,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并夺取敌人物资,壮大自己的队伍,使部队吃饱穿暖,弹药充足。在他的正确领导下,红28军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第一仗是在石门口与敌独立第34旅遭遇,将敌击溃,歼敌先头部队一个团,俘敌千余人;第二仗是在狗鸡岭、双河山之间,歼敌第45师一个多团,仅当场释放的俘虏就达800多人;第三仗是在金家寨附近,打垮了敌独立第5旅,歼敌两个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仗,是在葛藤山附近,与敌54师对垒。当部队刚刚布置完毕,敌54师第161旅就猛扑上来。徐海东先以两个营向一座山头佯动,以迷惑和调动敌人,随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兵力又隐蔽后撤。当敌军蜂拥向那座山头进攻时,他却集中兵力从敌人侧后猛插一刀,只用一个多小时便将该旅大部歼灭,活捉敌代理旅长柳树春。当毕业于保定军校的柳树春见到徐海东时,不禁惶恐地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用手指了指屋外重峦叠嶂的山峰,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没进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这时,内部又有人给徐海东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不打击敌人,专在熊家河练兵”等一大堆帽子,徐海东极为恼怒,但仍然继续坚持在皖西开展斗争。

  1934年4月,徐海东领导的红28军与吴焕先领导的红25军会师,合编为红25军,徐海东任军长并被增补为省委委员,吴焕先任政委。通过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徐海东改变了过去的打法,采取更加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声东击西、长途奔袭、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并摸索出“在苏区、白区轮流作战”的经验,打了许多出色的胜仗。他指挥部队曾远程奔袭敌54师的后方基地罗田县城,奇袭过太湖城,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银元;他们还在灵隐寺同敌军激战两昼夜,挫败敌军三个师的追击;在长岭岗战斗中,仅用三个小时就歼敌3000人,缴获各种枪支800多支,敌115师师长姚东藩因此被撤职,这支自命不凡的东北军头一次尝到了“徐老虎”的厉害。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斛山寨附近,当时敌107师和117师的四个团、64师的三个团、65师的三个团跟踪追击,从东、南两面发动袭击,将我军一个团包围,另一个团也被敌人压制在宋家坳的一片洼地里。敌“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在战场上空督战,并命令飞机狂轰滥炸,红25军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敌人连续不断地向徐海东所在的制高点攻击,但遭到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当敌人第七次发动进攻时,徐海东采用迂回战术,率领一个团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后背,使敌人阵脚大乱。激战到黄昏,红军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从被包围转为三面包围敌人,最后将一个师的敌人彻底打垮,敌人损兵折将4千余人,全线溃退。此战,红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为争取东北军抗日,当场释放了全部俘虏。从此以后,省委认识到自七里坪战斗以来走了不少弯路,徐海东的意见也越来越被重视,部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转败为胜,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25军两千多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大别山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走上漫漫长征路。到了鄂东,徐海东听说中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在中央根据地当过师长,便建议程子华任军长,自己降职改任副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徐海东的意见。经过两个月的行军,跋涉6000余里,红25军进入陕南。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身负重伤,徐海东头部中弹,昏迷不醒达四天之久。不久,葛牌镇战斗又打响了,徐海东伤势很重,躺在床上。当他听说部队打得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他立即让四个人扶着爬到山上的军指挥部协同指挥部队,使战场形势有了转机,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加两个营。在此期间,徐海东与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采取“先疲后打”的对敌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使红25军从出发时的两千余人发展到3200多人。7月中旬,红25军越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当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挥师北上的消息后,徐海东欣喜之极。在鄂豫陕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徐海东建议道:“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中,即使我们这3千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于是,省委决定,红25军立即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北上。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第一、第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前卫团开路,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攻占秦安、威逼静宁,占领隆德,翻越六盘山。不幸的是,在随后的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含着眼泪亲自为吴焕先擦净身体,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然后继续率领部队前进,发誓要把红25军带到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部队在西南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却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包抄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徐海东身兼数职,全部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带领部队涉过泾水,翻过人烟稀少的绍山,忍饥挨饿,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边界。1935年9月7日,省委扩大会议在豹子川召开,会上正式决定由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9月15日,红25军部队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在永坪镇,红25军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不久,在同事们的关心下,他与周东屏结婚。周东屏是红25军中仅有的七个女战士之一。同年10月,徐海东率部取得崂山、榆林桥两次战斗的胜利。他非常注意和刘志丹处理好关系,注意同陕北红军搞好团结。在军事上则采取“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战法,使我军伤亡很小,取得的战果却不小。仅崂山一战就全歼东北军110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3千余人。

  1935年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徐海东看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他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他率部南下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就派人告诉他,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军团部。他立即策马飞奔往回赶,一百三十五里路,仅用三个多小时就赶到了,见到日夜思念的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开口只一句“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竟使徐海东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一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电台,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得不到中央指示,就像与亲人失散的游子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好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也来了!当徐海东带着毛主席送给他的电台返回前线时,他心里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温暖,只觉得浑身都是力量。自从刘志丹的问题得到正确解决以后,徐海东心里还惦记着另外300多名将士被冤枉对待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仍然受冤枉同志的情况。毛泽东当即问:“你看他们像不像反革命?”徐海东坚定地说:“不像!”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不像就全部释放!”当徐东海将300多名受冤枉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宣布释放命令说“我奉毛主席的命令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的时候,顿时大家声泪俱下,有的放声大哭,有的低声抽泣。他们由衷地感谢徐海东首长给了他们绝处逢生的机会,从此意气风发地走上工作岗位,投入了新的战斗。1935年11月,徐海东率部会同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决定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在延川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作出了东渡黄河,打倒阎锡山反动统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开通抗日前进道路的决定。延川会议后,徐海东奉命率红15军团秘密开到黄河西岸,驻扎在延长以西的沙滩坪、郑庄地区,悄悄地进行东渡黄河的准备。徐海东则带着一路人马化装成老百姓,踏着积雪,沿黄河西岸察看地形,直到把渡河地点、河东岸敌人兵力部署、工事构筑和我军行进道路都调查清楚后,才同大家一起回到指挥部。而此时在黄河的东岸,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东征,改“以攻为守”为“以守为攻”,妄图凭借黄河天堑层层设防,阻止红军东征。2月20日晚9时,徐海东发布命令,渡河战斗正式打响。次日,当太阳升起时,红15军团全部渡过黄河,并与林彪率领的红1军团会合,在兑九峪地区歼敌两个团。随后,红军像洪水一样势不可挡,一路攻城拔寨,直向纵深发展。根据毛泽东“各撒一网”的指示,红军兵分三路,呈犄角之势东进。徐海东所部为左路军,乘虚北上,向晋西北发展。3月18日,徐海东派出的侦察小分队带回一个重要情报:阎锡山为保卫自己的地盘,正集中二十多个团进攻我中路军,而太原地区敌人防务空虚。得到这个情报,徐海东大喜,决定派兵直捣敌人心脏——太原,打乱敌人的部署,减轻我中路军的压力。3月25日,徐海东亲率一个团、经文水、临汾东进,直逼太原。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扰乱敌人的视线,徐海东让部队有意大张旗鼓,虚张声势。沿途阎锡山的部队一听说“徐老虎”来了,便吓得屁滚尿流,慌忙逃窜。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把戏唱足,艺高胆大的徐海东竟命令骑兵连上阵,在离太原城仅五六里之远的地方飞驰,敌人站在太原城墙上,已能够看见红军骑兵的雄姿。面对人心惶惶,军无斗志的太原城,阎锡山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末日临头的恐惧感。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巢,阎锡山急调驻陕北绥德、米脂的孙楚所部两个师回晋;命令王靖国的第70师、杜春沂的独1旅和傅春怀的独3旅加强太原城防;令正在晋南隰县、石鼓的李生达、杨效欧两部十五个主力团,向徐海东所部大举反扑。当时,晋军总指挥杨爱源、骑兵司令赵承绶都亲临汾阳督战,下令太原外围各县构筑工事,加强戒备。为了以防万一,阎锡山还命令守城士兵在绥靖公署大门前堆积沙袋,架设了十几挺重机枪,以保护自己的安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阎锡山宣布:“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5万元。”就这样,他仍心有余悸,称自己“昼夜策划,十余日不能安睡”。城外的徐海东还在继续唱戏,他带兵多年,深知国民党军队的秉性,在弄不清我方兵力虚实的情况下,决不敢贸然派兵出城交战。此时,程子华率红15军团主力也在太原附近地区展开强大攻势,相继攻克了许多重要城镇,进一步造成红军即将围攻太原的假相。就这样,已经上了圈套的阎锡山对红军攻打太原更加信以为真,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数电各路兵马火速驰援太原,并请求蒋介石速派中央军入晋,共同对抗红军。徐海东见敌人乖乖地被自己牵着走,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便调转马头折回,率部与军团主力会合。

  由于徐海东巧施妙计,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为我中路和右路红军扩大战果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但徐海东的红15军团却由此陷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面对晋绥军前后夹击的态势,徐海东与程子华一合计,决定给阎锡山上演一出“先疲后打”的拿手好戏。红15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故意摆出一副不敌晋绥军优势兵力追剿的姿态,有意让部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尾追的敌人若“掉队”了,就停下来休息;当敌人追上来时,又甩开大步把敌人丢在后面。阎锡山的晋绥军一贯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份苦头,没有几天的功夫,十几个团的人马就被拖得人困马乏,毫无斗志。4月4日,红15军团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8军在白文镇会师。等尾追我军的敌傅存怀旅赶到时,迎接他们的只是一座空城,红军早已无踪无影了。一天,徐海东接到侦察小分队传来的情报,后面敌人的六个步兵团已经追上来了,距我军只有四五十里的路程。徐海东在马上环视了一下四周的地形,决定在这里打敌人一个埋伏。在徐海东和刘志丹的共同指挥下,红军迅速占领了道路两侧的有利地形,设下伏击圈,准备给追敌一个迎头痛击。几个小时后,徐海东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像一条长蛇一样向前蠕动,非常高兴,转身向一旁的通讯员命令道:“告诉各部队,要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开枪,把敌人全部放进来以后再打!”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徐海东一声令下,埋伏在两侧的红军便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人。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吓懵了敌军,敌军一时阵形大乱,有的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红军雨点般的子弹击中,残余之敌则四散逃跑,企图突围,无奈均被红军击退。经过激战,红军全歼晋绥军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阎锡山这才真正领教了“徐老虎”的厉害。

  白文镇战斗之后,徐海东、刘志丹率部向晋南进发,敌军紧追不舍,企图在金口镇一举吃掉红军。徐海东果断决定,部队分头组织突围,然后寻找敌薄弱环节,给予敌人狠狠打击。当晚,刘志丹率红28军突围后向三交镇方向开进,徐海东率部突围后经中阳向暖泉方向游击。途中,徐海东从敌俘口中得到重要情报,驻汾阳之敌第66师第196旅奉命开往中阳,现敌前卫第392团已到达师庄附近。徐海东敏锐地判断出这是一支孤军,他当机立断,命令223团一个营占领师庄以西的天龙庙高地,阻击中阳县城守军的增援;以该团另两个营跑步从大石头村的北侧高地向敌发起冲击。战斗发起后,敌团长郭登瀛指挥部队仓促应战,但由于大石头村处在一条狭窄的山沟中,红军居高临下,黄昏之前就解决了战斗,活捉了敌上校团长郭登瀛。郭登瀛是阎锡山得力干将杨效欧的心腹,徐海东很早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因此,徐海东便把他带到东征红军总部,郭登瀛在那里受到毛泽东、叶剑英等红军领导的亲自接见。然后徐海东又将他送到陕北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希望他劝说阎锡山停止和红军的敌对行动,共同抗日。学习结束后,应我党的要求,郭登瀛回太原将我党抗日主张通过杨效欧转交阎锡山,为以后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共同抗日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师庄一战,阎锡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万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几次急电南京,请求蒋介石派兵援助。蒋介石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心下十分窃喜:“娘希匹,我正愁没法收拾这个老狐狸,现在他自己求上我了,这可正是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派重兵紧急驰援山西,并委任陈诚为总指挥,协助阎锡山“进剿”红军。阎锡山得到了蒋介石的救援,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又来了精神,也调集五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向晋南逼进,蒋、阎联手,企图将我东征军围歼于山西境内。为避免与敌决战,保存抗日实力,中央军委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命左、右两路红军向西集结。为掩护红军主力安全渡过黄河,徐海东率部阻击国民党与阎锡山的追兵,拼死抵抗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较大。随后,他趁敌不备,命令部队快速向渡口方向撤退。为避免一个战士受伤,徐海东不幸从马背上摔到地上,头部擦到一块石头,鲜血直流,还跌掉了两颗门牙。5月5日下午,红军全部安然返回黄河西岸,东征战役结束。不久,红军总部召开东征战役总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风趣地说:我们的东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只是徐海东丢掉了两颗门牙,再也找不回来了!说得全场干部哈哈大笑起来。不久,徐海东又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不久,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徐海东率红15军团赴商州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当亲日派武装听说大名鼎鼎的“徐老虎”来了,吓得一下后退了40里。

  抗战爆发后,徐海东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的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辗转,积劳成疾,徐海东终于因吐血不止而病倒战场,返回延安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并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然而,就在这次战斗总结大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永远告别了战场!1941年5月,毛泽东从延安给徐海东发来一份电报,嘱咐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完电报,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遭受迫害,于1970年3月25日逝世,享年70岁。

  作者点评

  徐海东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位,其名如雷贯耳,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其威名常常使敌人惊慌失措,魂飞魄散。国民党反动派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大洋。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正如其在《生平自述》中所写的:“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在参加革命前,徐海东只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坦诚的品格。当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便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不惜用鲜血与生命去为被压迫阶级抗争。当斯诺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其中有27个近亲,39个远亲,甚至婴孩都杀了时,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斗争。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例证。就连张国焘后来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毛泽东非常钟爱徐海东这位虎将。当徐海东住院治疗时,他发电嘱咐安慰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每次开会,他都要问“海东同志来了没有?”他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此言不虚,可谓中肯之致。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徐海东同志奉献了他的一切,其不朽功绩将永照神州,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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